他先粗粗翻看一遍奏疏的帖黄，这批大多都是各地和中枢官员关于登州局势的奏疏，其中夹杂着大量的弹劾奏疏，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针对周延儒和孙元化的。
周延儒有贪墨受贿的嫌疑，崇祯早就有所怀疑，他也曾经关照东厂悄悄的打探，但是回报上来的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使得秉性多疑的皇帝愈发感到困扰。
最近几年国事日渐棘手，他总是希望大臣们能够实心办事，然而从堆积如山的奏章里他看到的，除了国事忧艰之外，就是臣子们之间无休止的互相攻讦。
相比之下，周延儒虽然不断遭到弹劾，在办事上还能令他称心。此外，他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次对周延儒的弹劾风潮背后有人在指使。
“你们一个个都说周延儒贪渎误国，换了你们就不误国了？”他内心冷笑，却又十分无奈。朝议也好，奏疏也罢，大多是空谈――他何尝不知道现在的许多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解决问题，甚至是在饮鸩止渴，但是不如此又如何办呢？
周延儒几次已经表示要注籍回避，他都下旨温慰，但是面对不断飞来的弹劾奏疏，他又一次的动摇了。
接着又是几封弹劾的奏疏，却不是针对周延儒、孙元化的，而是刘宗周弹劾户部尚书闵洪学的。
闵洪学是温体仁的人，这点皇帝自己也很清楚。刘宗周弹劾闵洪学明显是针对温体仁的。
皇帝感到：在最近几天里，各处来得奏疏内容有了微妙的变化。针对温体仁等人的弹劾明显增加了，其中大多数都是东林党人。他们在奏疏中不厌其烦的提醒皇帝：温体仁当初曾经“阿附逆党”，入阁之后还企图为“逆党”和“钦定逆案”翻案，有些奏疏中还罗列了温体仁和他的同党们的种种言行。
除了针对温体仁一党之外，凡是在登州事变中被牵扯到的各级官员，最近都遭到了猛烈攻击。吴桥县令毕自寅因为纵容“罢市”，激起兵变已经被革职，他的兄长毕自严也遭到了猛烈攻击。
除此之外，新城王氏的几位在朝的官员也被指责要为“激变”负责。
“就没有一个好人！”崇祯不胜忧烦的丢下奏疏。他隐隐约约的感到，登州兵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兵乱，俨然有了朝廷大臣上借此机会党争的契机。
他托着头默然不语不愿意再打开一封奏章。周围的太监宫女们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多言。
正在发闷，这时候值班的秉笔太监曹化淳又送来了一叠文书。他看到头一封就是从山东来得军情密奏，心中又是一震，简直不愿意拆封打开：最近从山东来得消息一条坏过一条：
就在半个月前，朝廷讨论调通州兵，让杨御藩统领，加总制衔，让他统辖山东各营官兵，又调天津兵马，让总兵王洪统领；又调保定兵马让总兵刘国柱统领。限定时间前去灭剿。
元月二十五日，杨御藩率领亲兵和铎营、沂营、青营的官兵前往来到朱桥镇，傍晚王洪率领的天津兵也赶到了，二十八日一块东进来到了新城。元月二十九日叛军自登州出来应战，结果天津兵首先溃退，王洪逃走。杨御藩被叛兵包围，半夜才闯出包围圈逃到了莱州，手下将兵西散逃走，杨御藩只带着三百名亲兵逃到莱州城下，差点被莱州城所拒，好不容易才进了城。
现在莫非是莱州也陷落了吗？一些可怕的猜想同时涌现心头，他虽然对打仗不在行，但是这些天来雪片般飞来的关于登州事变的奏疏中他已经了解到莱州的重要性，孙元化上奏疏说准备死守莱州，以免叛军流窜各地，造成“山东全境糜烂，祸及直隶”。
几天前杨御藩率领的天津兵的惨败似乎已经预示了登州之乱不会轻易的结束――搞不好还会成为又一股“乱寇”。
“孙元化真该死！”崇祯暗暗说道，勉强拿起密奏来拆开。
这时候他发现奏折是孙元化发来得，心情稍稍安定。孙元化眼下已经背负里失陷登州的罪名，莱州再失他断然没有再“突围”的道理，必定是殉城了。
如此说来莱州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