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家平日里在巷子里称不上“广结善缘”，却也没什么仇怨。他家比这条巷子的绝大多数人家都有钱，听说和官府有来往。不过薛家并不“仗势欺人”，不论主子奴才，都挺和气。
张毓紧张的注视着警察，只见有人上去敲门，大声的吆喝：“警察！开门！”
然后便是门扉被打开的声音，斥骂声，叫喊声和女人的哭叫声在夜色里混成一片，不一会，只见衣衫凌乱的薛老爷从大门里被揪了出来，脖子上已经套了链条，虽然神情还算镇定，面色却是灰白吓人。后面他的妻妾子女一个个哭哭啼啼的。张毓不忍再看，溜回了床上，心里暗暗纳闷：这是怎么了？薛老爷犯了什么法，澳洲人要突然抓他？
薛桂荣被抓到市局里连夜突审，没到半夜就全招了。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抓，在开始审问前还试图和慕敏“讲斤头”。他还秉承着老观念，以为澳洲人的警察摆出这么大阵势是嫌他没有“孝敬”，借机讹钱。然而慕敏的三言二语让他知道自己想得完全错了。
“……我知道雇佣匪人打手对你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你们也雇人，对手也雇人。打死了人买人命去顶。这是多少年的老规矩了。官府也不管。”慕敏说，“不过，如今是元老院的天下，不兴这套老规矩。”
慕敏在审讯室里缓缓的踱步道：“过去的事情，元老院既往不咎。不过现在再有这样的事情，就不是你随便买几条人命来顶罪就能糊弄的过去了。就说你这雇佣匪人，闹市行凶，冲击公私机构，在我大宋，就是聚众暴乱，等同造反……”
这“等同造反”四个字，让薛桂荣魂飞魄散，造反是株连九族的大罪名。他要不是手脚都被铐在椅子上，大约早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了。
若如今还是大明的天下，他不会如此紧张。大明的官吏，都是惯会说大话使小钱。讹诈百姓钱财的时候，哪怕是一点小事情也敢说些吓死人的大话，一记金钟罩往往就能让良善小民被吓得屁滚尿流，倾家荡产。
牙行是紧附于官府身上的特殊行业，因而这套对他们来说没用。话说得越重，越知道你其实没没什么牌好出，讨价还价一番之后，总能以彼此都能接受的价钱妥协。千里为官只为财，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牙行自然要满足官吏的索求，毕竟双方更多的是互相利用。
澳洲人若是还是行大明官府的那一套，那么自然还是按照过去的那一套：把投案的“犯人”收监，将抓到的乞丐释放，再派人来和他“讲斤头”：多少公费，多少私费，十二条人命够不够用……
直接把他抓来，那就是进了“司法程序”――古代虽然没有这种术语，但是也知道“一字入公门，九牛拽不转”。一旦人进了衙门，再要“讲斤头”私下运动，那就是要花费大钱的事情了。
薛桂荣知道慕敏绝非虚言恐吓，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连声求饶，三下五除二便将牙行给米商们“一点颜色”的谋划招了个一干二净。慕敏事先已经接到林佰光的指示，要她从薛桂荣口中尽量搜集牙行的信息。所以便仔细问了起来。
广州的牙行规模很大，涉及的行业亦很多，理论上只要进城的货物都要经过牙商之手。但是在实际运作中，牙行对各种商品的流通掌握程度并不一致。同样是大宗必需消费品的食盐，牙行就几乎毫无影响力，这不但是因为官盐没落，私盐泛滥，更多的在于私盐贩子多是悍不畏死的“恶枭”，别说雇来得打手，就是官兵衙役也是一言不合就亮刀枪。而且盐的消费量有限，绝对价值也不高，牙行对花大力气垄断就兴趣或缺。
再如百姓每日不可或缺的蔬菜：现在城内的蔬菜批发是由关帝庙人马垄断的。凡是农户进城卖菜，都得由他们转手――实际关帝庙人马并无官府发给的牙帖，是“野牙”。要农户俯首听命，靠得是暴力手段。牙行自然也不敢相争。
此外，获利丰厚的海外贸易，因为有大量官绅涉足，海贸商人几乎个个都有“大门槛”做靠山，牙行空有户部牙帖，只能吃一点残羹剩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