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现在他们拿钱出来搭建这些牌楼花坛，赞助婚礼，这些花去得钱，到了谁手里呢？”
这下宋应升愣住了――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花去的钱，不还是到了穷苦百姓，升斗小民手中吗？”杜易斌知道“刺激消费”这些套路在17世纪的中国很少有人能理解。多数人还是秉承着“以农为本”“重农贱商”的思维。对他们来说，货币的最主要作用是储值，银子藏在坛子里埋在地下就好。
“搭建这许多花坛牌楼，先让河南地的花农赚了一笔钱。搭花坛牌楼又要用许多的彩扎匠人、木工、杂工……钱就这样到了工匠手里的，大伙不都是沾了集体婚礼的光吗？
“先生想必也知道，有钱人赚钱比穷人容易的多。财主富商，手指拨拨算盘，翻翻账本，每日便有白花花的银子入账。便是乡下的土财主，平日里没什么收入，到得收租的时候，靠着家里的田地，一文不花便得了许多钱米。穷人，从日头未出便起来劳作，要天黑了才能睡觉，辛劳一整天也赚不到几个铜钱，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罢了。再怎么节俭，也省不下几个钱来。若有些风吹草动，还要找人借钱才能过活。如今有钱人花钱买个面子，工匠花农得了好处，大家都有好处，何乐不为？”
宋应升不觉点了点头。
“若是这些老财们都节俭万分，除了维持自家温饱之外一钱不用，都藏在地下。今天这些彩扎匠、木匠、杂工、花匠还有河南地的花农们，便都赚不到钱。买不起粮食，养活不了妻子家人……”
“这般说来，挥霍反是好事喽？”
宋应升虽然稍稍认同了他的话，但是心底里依旧不服。在他看来花木、彩扎这些，“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等到拆除之后全部沦为无用的废物。这种浪费他尤其看不得。
杜易斌暗道：你这是偷换概念！然而他只能和颜悦色道：“花钱和挥霍不是一回事，请先生留意。”
在宋应升看来，这就是一码事。宋家在江西，是典型的耕读传家的地主。这类地主家庭持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家中有人有功名或者做过官，但是不太显赫。要说经济实力，大致只能算是中等水平。因而家规家风都崇尚“节俭”，对消费性支出控制极严。宋应升就是在这样类型的家庭，自然看不惯元老院这种奢靡。
“……纵然是挥霍，有时亦不失为一件好事。凡事都有两面性。”杜易斌顾不上看沿岸风景，继续和这老学究扯淡，“我这里有个小小的故事：有个赶考的书生到旅店投宿，拿出一两银子要挑最好的房间。满意了就住下，不满意就走人。书生去看房了。店主拿到这银子，立刻用它到隔壁的米店付了欠账，米店老板转身去屠夫处还了肉钱，屠夫拿着钱去找猪农还了猪钱，猪农马上去付清了赊欠的豆饼账，豆饼商赶紧到旅店还了房钱。就这样，一两银子又到了店主的手里。这时，书生说房间不合适，要回银子就走了。你看，店主一文钱也没赚到，大家却把债务都还清了，每个人都得了实惠。钱这般来回循环，花用了无数次，便凭空创造出许多财富来，养活了无数百姓。若是节俭持家，只是把这银子藏在家中，埋在地下。又有何用？不过是一块阿堵物罢了！”
这是马寅初当年就经济学问题讲得一个小故事，浅显易懂的表达了货币的“流通性”。不过这个概念对宋应升来说有些太过新奇，不免有些懵懂，沉思半响想从中找出奥妙来，却一点头绪也理不出来。
杜易斌好不容易占了上风，颇有些得意，赶紧又来了几句：“我元老院举办这场集体婚礼，让富人赞助。亦是将富济贫。人人满意，社会和谐，堪称皆大欢喜……”
“天下穷人何其多，元老院真能救得了他们吗？”
好，这个问题好！杜易斌心道，要按照穿越小说的传统套路，这是对方内心动摇的证明。
“天下穷人千千万万，要说元老院人人能救，那是妄言。不过我元老院自重归华夏，便立志要让这天下的穷苦百姓活得象个‘人’，而不是世世代代当‘两脚羊’！”杜易斌豪气干云，自我感觉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