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明依旧是那个安静的参与者和观察者。
他履行着该有的礼数，回应着长辈的关心，偶尔照看一下更小的孩子。
他走过不同的院落，见过相似又不同的笑脸，听过无数遍“长高了”、“真俊”、“学习好”的夸赞。他像走过一幅徐徐展开的、名为“年节走亲图”的长卷，每一个场景都鲜活，都温暖，却又仿佛带着某种既定的、轮回般的程式感。
到了初五，俗称“破五”。按老讲究，过了这一天，诸多年节禁忌便可破除，也可以出远门了。仿佛是一个无形的分水岭，年的气氛，从这一天起，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
村里似乎悄然发生着变化。之前从早到晚不绝于耳的鞭炮声变得稀稀拉拉。
那些挂着各地牌照、在年前涌进村子的小汽车，又开始陆陆续续地启动，载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和依依不舍的人，驶出村口，汇入通往县道、省道、最终奔向远方的车流。
村巷里追逐打闹的孩子群明显变小了，声音也低了下去。站在村头闲聊的人群日渐稀疏，话题也从过年的喜庆，逐渐转向“什么时候走”、“车票买好了吗”、“今年打算去哪”之类的现实问题。
一种无形的、带着淡淡离愁的冷清气息，如同早春尚未化尽的寒意，重新一点点弥漫回村庄的每个角落。
姜明家偌大的新房，也似乎比前几日空旷安静了许多。热闹过后，那种属于日常生活的、略微沉寂的底色重新浮现。
初七晚上，吃罢晚饭，一家人在客厅看电视。新闻里已经开始播报春运返程高峰的消息。姜建国盯着电视屏幕，忽然叹了口气，开口道：“眼看就初七了……这年，过得可真快。”
张慧正在织一件毛衣，闻言手指顿了顿，头也没抬：“是啊，感觉还没歇够，就又该琢磨往回走了。”
“要不……”姜建国犹豫了一下，声音低了些，“等过了十五再走？元宵节还能在家过个团圆节。”
张慧放下手里的毛线，看向丈夫，眉头微蹙：
“过十五？那得等到啥时候了。工地正月十六差不多就开工了，去晚了，好活都让人挑走了。再说，早点过去，还能多干几天，多挣点。悦悦开学也早。”
她顿了顿，语气缓和下来，但很坚决，“我想着……初十左右就走吧。早点走，车上人说不定还能少点。”
姜建国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沉默下去，只是又深深吸了一口烟，烟雾缭绕中，脸上的表情有些模糊，是无奈，也是认命。
他何尝不想多留几天？这新房子还没住热乎，这难得的、不用为生计发愁、只需安心享受家庭温暖的年节时光，像捧在手里的热水，还没喝几口，就眼见着要凉了。
但他是父亲，是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实的砖头一块块垒在心头，由不得他任性。
姜明坐在一旁的单人沙发上，安静地听着父母的对话。他们没有争吵，只是平淡地商量着离别的日期，但那平淡之下，是无数中国农村家庭年后必然面临的、沉重而现实的抉择。
他看着父亲眉间习惯性蹙起的“川”字，看着母亲手中那件显然是织给父亲、想让他带走的厚毛衣，心中悠悠地叹了口气。
过年，对于所有背井离乡、辛勤劳作的人们而言，真像是一场短暂而又极致热闹的梦。
用三百六十五天枯燥的奔波、汗水与思念，一点一滴地编织、积蓄、期盼，最终凝聚成这短短十几日的绚烂绽放。梦里是团聚的欢笑，是亲情的抚慰，是熟悉乡土带来的安心。
然后，钟声敲响，梦便醒了。人们揉揉眼睛，带着梦的余温和不舍，再次扛起行囊，转身踏入风雪，回到那个需要咬牙奋斗的、叫做“生活”的现实中。年年如此，循环往复。
对于那些守在家乡、日渐年迈的父母而言，这场年梦的滋味更是复杂。
年前半个多月，他们就开始数着日子，打扫房屋，准备吃食，望眼欲穿。
团聚时的开心是实实在在的，儿孙绕膝，满屋欢声，是他们一年中最明亮的时光。然而，这开心的背后，早已预埋了离别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