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妈妈》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多过于电影本身的隐喻含义，因此往往令慕名前来的人感到失望，但在当时，它的问世确实也给在困境中绝望挣扎的同代人以新的希望和启示。随后，张元又再次另辟蹊径，给同辈电影人指向了一条可能的出路：尽管《妈妈》的国内发行很成问题，首发只获得六个拷贝的订数；但第一次，在未经任何官方认可与手续的情况下，张元带着《妈妈》前往法国南特，并在电影节上获评委会奖与公众大奖。随后，他带着这部电影开始在数十个国际电影节上参展、参赛，以这种方式，张元成为了继陈凯歌、张艺谋之後，又一个为西方所知晓的中国导演。
《妈妈》之后，张元又拍摄了《北京咋种》，王小帅则在同年自筹资金拍摄《冬春的日子》，与此同时何建军摄制了《悬恋》(然后是《邮差》)，一时间，独立制片开始成为中国电影中的一股潜流，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不得以的地下时期
“当独立电影人的作品在欧美电影节上频繁制造中国热点时，一种回应是：中国电影代表团和中国制片体制内制作的电影作品拒绝或被禁止出席任何有独立制片作品参赛、参展的国际电影节。于是，一种复杂、微妙而充满张力的情形开始出现在不同的国际电影节之上。作为一个**，是1993年东京电影节上，因第五代主将田壮壮未获审查通过的影片《蓝风筝》的参赛以及《北京咋种》的参展，使中国电影代表团在到达东京之后，被禁止出席任何有关活动。”
1993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了对电影《蓝风筝》(田壮壮)、《北京咋种》(张元)、《流浪北京》(吴文光)、《我毕业了》(王光利)、《停机》(1993年张元的《一地鸡毛》开机，因为《北京咋种》一片又私自参加日本东京电影节，引起官方的极大愤怒，上级主管部门发下“紧拍令”，所有影视机构不得与张元合作，同时电影制片厂撕毁出租灯光及摄影机的合同。关于这次“下马”事件的整个过程在张元的妻子宁岱的纪录片《停机》(原名是《关于一部被禁影片的讨论》)里有所记录。 )、《冬春的日子》(王小帅)、《悬恋》(何建军)七部影片导演的禁令。
参加电影节
独立制片方式下的电影难以被国内体制容纳，审查无法通过，拷贝卖不出去，独立导演们于是纷纷效法张元，走向国际电影节，以求突围。而这一原本是不得已“集体行为”，在得到西方世界的默许和鼓励之后，反而变成当时大多数“地下电影”获得生存和认可的“唯一途径”。此后，张元的《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马格帕罗塔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王小帅《冬春的日子》1994年获希腊塞索斯尼克国际电影节金亚力山大奖；胡雪杨的《留守女士》1993年获埃及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字塔大奖，何建军《悬恋》1994年获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影评人奖 ，《邮差》1995年获影评人奖和最佳影片奖
但是，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却言词犀利地指出了其中的弊端，“西方对于中国第六代电影的极度颂扬，所关注的并非是影片所呈现关于中国文化或社会的现实，也不是影片本身，而是‘电影以外的事实。第六代电影的独立制片方式，是继张艺谋的‘铁屋子’老房子中被扼杀的欲望故事，和在现当代中国史的景片前出演的命运悲剧后，成了受到西方瞩目的第三种指认中国的方式：一如张艺谋和张艺谋式的电影满足了西方人旧有的东方主义镜象；第六代在西方的入选，被用于补足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先在的，对于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景观的预期，以完满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的民主、进步、反抗、公民社会、边缘人的勾勒……”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独立电影的处境实际上变得更加艰难，独立导演们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僵化，形成了双方都很尴尬的不利局面。
独立电影七君子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