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门阀制度下，士庶界限分明，判若泾渭。南朝沈约说：“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别。”[28]东晋南朝时，随着门阀制度的确立和稳固，士庶更有天壤之别。时人不乏“士庶之际，实自天隔”，或“士庶之别，国之章也”的议论。当然，这里所说“士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士族和庶民百姓，有时庶人也泛指包括“次门”“后门”等低等级士族在内的寒门。
士庶之别在当时不仅得到社会的认可，而且连皇帝也无法变更，即所谓“国之章也”。高门士族是特权阶层，是高高在上的少数特等公民，他们垄断选举，世代居于高官美位；他们凭借“冢中枯骨”，靠祖宗余荫“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他们炫耀门第，不与庶族寒门通婚、交往，享有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种种特权，既不纳租，也不服役。而寒门庶族被视为“非类”，无门第可依，无血统可言，无特权可享，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士庶天隔”是门阀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门阀士族排他性的集中体现。
一、“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晋代寒门出身的左思曾作《咏史》诗，第二首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诗中以涧底松、山上苗分别暗喻门第低下的寒门庶族和门第很高的士族，借以揭示因门第悬殊而造成门阀士族窃居高位、压抑寒门俊才的不合理社会现实。
高门子弟既以清显为高，台郎、御史中丞等则被视为“浊官”而不屑为之。台郎即尚书台郎官，如殿中郎、库部郎、金部郎等，西晋时尚属“清望”之官，号称“大臣之副”；因其职事烦剧，晋室南渡后，高门子弟竟无人问津。东晋初，王彪之“初除佐著作郎、东海王文学。从伯导谓曰：‘选官欲以汝为尚书郎，汝幸可作诸王佐邪’”[29]。谢安女婿王国宝“少无士操，不修廉偶”。谢安恶其为人，“每抑而不用，除尚书郎。国宝以中兴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余曹郎，甚怨望，固辞不拜”[30]。南朝以后，这一现象更为突出，“时高流序官，不为台郎”。元嘉末，济阳大族江智深陆尚书库部郎，“智深门孤援寡，独有此选，意甚不悦，乃固辞不拜”[31]。偶尔有个别高门子弟去做尚书郎，在当时被视为难能可贵。《梁书·王筠传》载：“时除殿中尚书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或劝逡巡不就。筠曰：‘陆平原东南之美，王文度独步江东，吾得比纵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职。”王筠借两位晋代名人陆机、王坦之做尚书郎的故事自喻，认为自己做尚书郎没有什么遗憾的。王筠出身琅邪王氏，一向以名流自诩。他出仕尚书郎只不过想出出风头而已。舍人是寒官，高门子弟更不愿过问，偶尔为之，那只能是一种惩罚。东晋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当政时，每使羊欣书扇，“常不奉命。元显恕，乃以其为后军府舍人。此职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见色，论者称焉”[32]。所谓羊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见色”，仍是故作镇静。御史中丞虽官阶四品，但因职事烦剧，又易得罪人，故为高门所不屑。南朝甲族向来多不居宪台，琅邪乌衣诸王位宦微减，王彪之祖孙四代迭居此职，故遭到范泰和马粪诸王的嘲讽。
东晋南北朝时，贵游子弟“或未免于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才胜衣冠，而居清显之位。操生杀之权，提黜陟之柄，荣辱决于与夺，利病感于唇吻”[33]。特别是“崔卢王谢子弟，生发未干，已拜列侯；身未离襁褓，而业被冠带”[34]。他们既无须为政事操劳，亦不必皆有才能，“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35]。这些人往往“自负才地，一、二年间便望宰相”[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