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现量就是感觉，其行省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影（亲相分）有质（本质）”，“影”是主体形成的认识，“质”是作为客体的对象，认识主体作用于客体便会形成感觉；二是“影要如其质”，即主体形成的认识与对象本身构成对应（“如”）的关系。基于这两个条件，不同的感觉可以认识对象的不同侧面，却无法认识对象本身，更不能把握对象的本质。所以，它的认识作用是很有限的。
比量智就是理智，其作用是“将种种感觉综合其所同，简别其所异，然后才能构成正确明了的概念”。它高于感觉得来的认识，然而，它非但没有深入对象的本质，反而离本质更远了。因为它得到的认识仅是“独影镜”的认识。理性认识使人背离了生命的本体，打破了“我”与宇宙的和谐关系，残害了人的本性，所以，他极力推崇“直觉”认识。
他认为，由感觉得到的影像和由理性形成的“死概念”都无法认识对象的本质，只有感觉与理性中间的“直觉”才能真正认识对象的本质。他说：“光靠现量和比量是不成功的。因为照唯识家的说法，现量是无分别，无所得的；——除去影像之外，都是全然无所得，毫没有一点意义；如是从头一次见黑无所得，则累若干次仍无所得，这时间比量智岂无从施其简、综的作用？所以在现量与比量中间，另外有一种作用，就是附于感觉——心王——之‘受’‘想’二心所……‘受’‘想’二心所对于意味的认识就是直觉。”用心灵实体（“受”“想”二心所）直接形成的认识作用就是直觉，它超越了主、客观，将两者结合起来，因此，它才是认识形成的根本原因。按照他的分析，直觉不仅是一种有情味的知，而且也是人的先天本能，同时又是一种“带质镜”的认识，更是体认人的“内界生命”的途径。
梁漱溟的直觉主义的认识论，高扬直觉，目的在于为他的生机主义的宇宙观寻找认识论上的依据。其思想体系就是建立在直觉主义基础上的。但从总体上看，这套认识论曲解了人类的认识过程，把具体的认识活动抽象地分解为感觉、理智和直觉，把复杂的认识过程简单化、直线化了；将直觉视为不受物质制约的、独立的心灵实体，是违反科学的；高扬直觉，坚信只有直觉才能认识对象的本质，显然是过分夸大了直觉的认识作用。
（三）梁漱溟的伦理思想
梁漱溟从生机主义宇宙观出发考察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一套以“生命”为道德根源、崇尚“尚情无我”人格、建立伦理本位社会的思想。
第一，关于道德的根源问题。他认为，本能是道德的根源和基础，而本能就是“生命本性”的直接体现，因此“生命本性”就是道德的根源。他说：“动物都有互助的本能，”从这种本能才有社会，后来人类社会不过成于这个上边，所谓伦理道德也是有这‘社会本能’望而却步来的。”既然道德起源于本能，那么道德判断就不是理性的自觉，而只能靠直觉，只要是顺乎直觉的行为便是合乎道德的。
第二，关于理想的人格问题。他认为，“尚情无我”是最理想的人格，孔子便是典范。“尚情”是指如何培养和发挥基于“生命本性”的道德性，具体表现为：一任直觉，以求“对”；履行人道以求“安”；回头认取自身活动以求“乐”。所谓“无我”，就是排除理智对直觉的干扰，去掉“计算之心”，灭绝“有欲”，达到“我欲”“无我”境地。
第三，关于理想的社会。他把社会关系归结为“情谊关系”，据此认为“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才是理想社会。这种社会是基于人们之间天然关系，由家庭推广而形成社会组织，没有对立的阶级，只有职业的分途。这种理想的社会就是中国古代社会。
总之，梁漱溟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印证儒家传统哲学，用直觉主义补充儒家的心性修养方法，用唯意志论充实传统的伦理思想，试图建立一套“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哲学体系，开创了“以洋释儒”新学风，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之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