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人生的问题一日不能完全解决，吾人性中有一部分非得宗教不能满足，则中国绝不能无宗教”[1]。
民国时期，尽管面临着科学等新思潮的冲击，但很多宗教界的有识之士都是怀着上述信念积极地维护本教、发展本教，并积极参与当时的主要社会活动，使民国宗教呈现出明显的“入世达变”倾向。
佛教人士入世的目的，按他们自己的话讲，是“住持现代佛教，建立现代佛学，化导现代社会”。为此他们在行动上努力革新振兴佛教：改教制、组团体、辨佛徒、建学校，并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思想上认真学习、研究西学新学，努力使佛学与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接轨，化解新思潮对佛学的冲击，减轻其对佛学生存的威胁。他们认识到“除自集团体，自谋增进，自图发展外，绝无振兴整理之希望”[2]。他们呼吁：“不可忽略了时间与空间变迁重要性”，“不可违背了时代历史”，“不生存便是毁灭”[3]。为说明佛教入世的正确性，佛界人士还撰文反驳佛教是出世的传统认识。
伊斯兰教的入世，虽不像佛教那样反复强调其入世的明确远大的目标，但也是为了生存发展。伊斯兰界有“促进回民社会的现代化”之说，并成立了中国伊斯兰青年会等组织，但伊斯兰教人士一直特别重视的入世活动是发展伊斯兰教教育以及“提倡生产”。因为在当时的伊斯兰教有识之士看来，“救愚救贫”是伊斯兰教面临的两大重要问题。他们指出多数教徒“虽多能诵古兰经，然仅能讽诵耳，不知其义也”。这就需要施以正规的伊斯兰教教育，改正其“争教不争国”、“今世是汉人的，后世是穆民的”等错误观念，发挥回民团结、勤劳、勇敢等美德，积极参与社会工作。而提倡生产可以解决教徒生活困难、教会资金不足、教育经费缺乏等问题。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应“以发展教育为救愚之根本，而以提倡生产为济贫之良方”，这样才能争取回民利益，提高伊斯兰教的地位。
基督教原本有入世的传统，在民国社会它因时而变，更多地建学校、设医院、出书籍、办杂志，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为的是扩大影响，广招各阶层信众，以使基督教成为中国社会的中枢力量。它号召信徒尽最大努力劝人入教，宣传“上帝有帮助人得救的能力”[4]，劝化一个人入了教，就可以使他的灵魂得到拯救，并一度大有收获。至于原因，基督教人士自己也很清楚，“绝大多数的教友是既愚且贫又病的。因为他们信教之初，或是有了病，无钱延医吃药，走投无路，只好来求耶稣来医他们”[5]。基督教各教会还积极致力于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帮助那些需要救助的人，活动方式有施舍财物、领养弃婴等。同时，还成立“中华民国拒毒会”、“道德会”、“养真社”、“改良会”等组织，从事破除迷信、戒烟禁赌、劝导妓女从良等改良社会的工作。这些社会活动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以致连一些佛教徒也赞赏说：“耶教并没有高深的教理，他之所以能生存世界上，且成为三大宗教之一，完全是依靠它对于社会慈善公益的事业努力，而博得人们的同情……他们这种为教为人博爱的心田和护教热忱毅力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采取的。”[6]
除上述一般性的入世举措外，各教人士还积极参与政治。因为宗教界有识之士认识到要顺利改革振兴宗教，进而创造“一种良好之社会，或优美之世界”，还得依靠政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