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成立前后，陆续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文学月报》等，还改组、接办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等期刊。在北平和日本东京两地设有分盟，在广州、天津、武汉、南京等地成立小组，先后吸收成员270余人。“左联”的成立及活动，大大密切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五四新文学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为使文艺作品更好地服务于革命斗争，左翼作家开始探索文艺与革命相结合的道路，开始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初步的创作实践。
在创作上，左翼作家也取得了较突出的成就。杂文的繁荣是左翼文坛以至当时整个文学界的突出现象。20世纪30年代政治上的风云多变，使杂文以其轻捷灵活的特点吸引了众多的左翼作家。除了鲁迅、瞿秋白和茅盾等文坛宿将外，一批青年作家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与主张“陶情冶性”为志向的周作人、林语堂等“闲适派”和标榜“平和稳健”的“自由派”小品文作家不同，左翼杂文家强调杂文作为阶级“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战斗功用，表现出如匕首、投枪般的泼辣、犀利的总体风格。鲁迅的后期杂文政治倾向鲜明，**饱满，论辩艺术炉火纯青，冷峻犀利而又汪洋恣肆，代表着成熟的左翼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标志着中国杂文艺术的最高境界。
杂文是鲁迅最后10年生命中文学创作最辉煌的主体部分。在他写杂文的18年间，后9年的杂文数量是前9年的3倍多，这些杂文包括《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集外集》等。他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大无畏的精神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鲁迅前期的散文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但字里行间蕴含着过度的悲哀，对未来的前途也显露出渺茫之感。后期的杂文其思辨不仅宏阔敏锐，而且全面深邃；感情不仅深沉执着，而且明朗乐观，坚定从容，信心百倍。在当时，左翼文学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多数作家极为关注文学的政治倾向性和现实功利性，而对艺术审美品格的追求则相对薄弱。公式化、概念化是左翼文学一个较为普遍的毛病。鲁迅后期的杂文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从特定的领域弥补了左翼文学的缺陷，具有榜样性的意义。
瞿秋白的杂文既有由记者和职业革命家生涯形成的政治敏感，又有理论家的浓厚理性色彩，高屋建瓴，词锋犀利，明白晓畅，其名篇《流氓尼德》、《财神的神通》、《拉块司令》、《苦闷的答复》、《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狗样的英雄》等都极具特色。作为小说大家的茅盾和郁达夫，其杂文也写得气度从容。茅盾的《回到农村去》、《现代青年的迷惘》等都紧扣时代矛盾中心，抽丝剥笋、分析透辟而又含蓄蕴藉。有深厚文化素养的郁达夫，善于在谈天说地中略作点染，示人题旨。《天凉好个秋》、《谈健忘》、《杂谈七月》等或讥评时事，或讽刺陋劣的社会心理，妙语连珠，趣味横生。一批青年作家也各逞千秋。唐弢的《推背集》、《海天集》着意于意象的营构，有较为深厚的社会文化意蕴。徐懋庸的《打杂集》和《打杂续集》文如其人，刚直锋锐。聂绀弩因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湛的理论、文学素养，故其杂文恣肆酣畅，扎实严密。其余如柯灵、周木斋等，也都较有成就。
茅盾的《子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