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我国南北各大城市中有许多民族器乐的爱好者组成各种社团，定期进行练习，也不时举行公演。其中比较重要的社团有“天韵社”、“国乐研究社”（1919）、“大同乐会”（1920）、“云和乐会”（1929）、“上海国乐研究会”（1941）等，其成员大多数是城市中的旧文人、职员、店员及中小学教师，研习的范围包括丝竹、吹打、古琴、琵琶以及戏曲（特别是京剧和昆曲）的清唱等。他们对传统乐曲的整理、研究、改编和民乐曲谱的刊行以及对民族乐器的改革和制造方面都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们还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演出和灌制唱片等活动。民族器乐活动在民间本来有着深厚的基础，但由于绝大部分搞民族器乐的民间艺人社会地位低下，因此不少杰出的艺人长期被埋没而无人过问，新中国成立后被抢救“挖掘”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如无锡艺人华彦均和河北民间艺人杨元亨等。广东音乐是以广东民间小调为基础，又吸收了粤剧、粤曲及外省的民间音乐而逐渐形成的，民国时期，它进入繁荣鼎盛阶段，吕文成、易剑泉等人先后组织了“素社”、“广东省国乐研究会”等社团，改编了大量民间流行歌曲、曲牌和小调为富于广东特色的器乐合奏曲，如《鸟投林》、《步步高》、《平湖秋月》等，受到了城市广大市民阶层的欢迎。
随着现代新文艺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开拓专业的音乐文化事业，为社会培养和提供大批具有一定音乐专业水平的人才，成为时代的需要。从1919年起，北京、上海等城市许多爱好音乐的教师和学生纷纷组建起各种新的音乐社团，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中华美育会”、“北京爱美乐社”、“国乐改进社”等。他们组织有关中西音乐的学习、各种音乐演出活动，致力于有关西洋音乐理论的介绍翻译及关于传统国乐的整理和研究，进行和组织音乐创作活动等。不久，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我国最早的一批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乐科（1920），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2）及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音乐科（1920）等。1927年，我国第一所规模比较大、制度比较健全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建立。它们主要参照欧美的音乐教育体制，以传授西洋音乐知识和技能为主要教学内容。
王光祈像
这一时期，城市中的音乐演出活动也渐渐活跃起来，它们对当时音乐教育的提高和音乐创作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在音乐理论上有较高造诣的有王光祈、丰子恺等人；在音乐创作上有突出成就的有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等人；民族器乐创作的代表人物则是刘天华。1934年，王光祈以《中国古代之歌剧》一文获柏林大学音乐学博士学位。在1936年1月去世之前，他写下了大量音乐研究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音乐史》、《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等。在系统介绍西洋音乐理论和技术理论方面他也做了不少工作，如编写了《西洋音乐史纲要》、《西洋音乐与戏剧》及《西洋制谱学提要》等。他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在音乐学这个领域中努力进行探索的理论家。在音乐理论知识的通俗读物方面，丰子恺所编著的音乐著作当时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这一时期，丰子恺曾先后出版了《音乐的常识》（1935）、《音乐入门》（1926）、《生活与音乐》（1929）、《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1931）、《音乐的听法》（1930）等十多种著作。他善于用流利的文笔，浅显而又比较形象的语言来阐述音乐史及音乐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此期的著名音乐论著还有萧友梅的《普通乐学》（1927）、《和声学纲要》，童斐的《中乐导源》（1926）及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