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元史》 明代初年所修的《元史》纰漏甚多，当时人就有所不满。从明初到清末，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元史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柯劭忞于1920年修成《新元史》，集明代以来元史研究之大成。该书由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作序，明令公布，列为正史。全书257卷，包括本纪16（26卷）、表5（7卷）、志13（70卷）、列传17（154卷）。《新元史》继承了明清两代学者元史研究的成果，并吸收了民国研究蒙古史的见解，纠正了旧《元史》严重缺漏史实，详略失当和重复立传等问题，补充了元世祖以前的蒙古史事，增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列传，编制体例较更为整齐。但柯劭忞史观陈旧，编纂体例仍依正史，采用新资料未注明出处，书首未叙义例，未补《艺文志》，存有许多缺点。
2．《清史纪事本末》 黄鸿寿撰，初版于1915年。全书80卷，每卷立一标题，搜集史料，按年月编排，说明其始末。从满族兴起（明神宗万历十一年）叙述到清宣统退位，把有清一代的史事作了一番概括。该书取材主要依据《东华录》，并汇参其他各书。编者于短期内草草完成，取材、叙事、史料每有不当者。
3．《清续文献通考》 清代所修“清三通”迄于1785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后的典章制度变化较多，初无专书记载，读者视为憾事。刘锦藻于1894年着手编撰，历时28年，1921年完成《清续文献通考》，起自1786年，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把126年间的清代典章制度荟萃于一编，此书合前人所修“清三通”，使清全一代典章制度灿然大备。全书400卷，立有30考和136细目。其中，《外交》、《邮传》、《实业》、《宪政》是新增的，其他各考的子目也多有新意，如《征榷考》增加了“厘金”、“洋药”；《国用考》增加了“银行”、“国运”；《四裔考》不仅列举边邻诸国，还涉及远隔重洋的英、美、法、意、德等国，比较合理地反映了清代后期的社会变化。
4．《清儒学案》 撰者署名徐世昌，实为徐的门客代作，主要执笔人吴廷燮。全书208卷，于1938年正式刊行。《清儒学案》吸取了以往的清代学术史著作如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唐鉴的《学案小识》等书的成果，沿袭旧学案体例，将清代各学派学者网罗殆尽。全书列入正案者179人，附案者922人，诸儒案者68人，共1169人，较为全面系统地整理了清代的学术史资料。
5．《碑传集补》 清道光年间，钱仪吉编有《碑传集》，收自清初至嘉庆朝共2010人。宣统年间，缪荃孙辑《续碑传集》，收道光至光绪共1099人。清末人物未有碑传，民国以来死者，子孙本于传统习惯，请文人作传，当有搜集的必要。闵尔昌编辑《碑传集补》60卷，又卷末1卷，以清末人物为主，并补前两集之未见者，共834人，于1932年付印。
6．《清季外交史料》 清末王彦威充军机章京时，利用在方略馆值宿的机会抄录外交档案，为编辑本书积累了材料。其子王亮继续搜集王彦威死后至清王朝结束的外交文书，编成此书，于1932—1935年出版。全书包括《清光绪朝外交史料》218卷又卷首1卷，《清宣统朝外交史料》24卷，《西巡大事记》11卷又卷首1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12卷又《条约一览表》1卷，《清季外交年鉴》4卷又《约章分类表》1卷，共273卷；此外尚有《边疆划界图》、《中日战争图》等共6种。体例依照《筹办夷务始末》，所收文件限于上谕、奏折以及少数进呈皇帝阅看的条约、照会等，文件有标题，按年月日排列。此书正好上续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上了光绪、宣统两朝外交史料的空白。
7．《清鉴》 印鸾章撰，全书16卷，沿袭传统纲鉴体例，分纲、目两种，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叙述自清太祖开国（1583）至宣统退位（1911）共300余年的清代兴衰史迹。
此外，还有徐世昌的《大清畿辅列女传》、张尔田的《史微》、孙德谦的《太史公书义法》、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这些旧史的史观、体例都比较守旧，这类著作一时大量问世，适应了当时鼓噪复古的政治气氛，是复古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但不可否认，这些著作在继承和总结前人成果，搜集和增补历史资料，考证和纠正前人错误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妨说，旧史的大量问世，是封建旧史学的回光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