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倡导的同时，《新青年》还大力扶持新文学的创作。1917年2月和6月，该刊先后发表了由胡适创作的中国最早的白话诗词，次年又连续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从1918年5月起，《新青年》完全改用白话，并陆续发表了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从此，文学革命突破了初期理论主张的局限，开始了内容上真正的大革新。鲁迅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一系列作品都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法，深刻地暴露出“旧社会的病根”，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高度提出了农民、妇女、知识分子的出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表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主题。刘半农、叶绍钧等人的作品也都从现实人生取材，体现了新时期崭新的思想特色。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当时流行的社会改造、妇女解放、劳工神圣等思想，更成为新文学作品所表现的重要内容。许多新的作品都充满了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如郭沫若在《学灯》上发表的《凤凰涅槃》、《匪徒颂》等。
伴随着文学内容的大革新，文学的语言形式也获得了大解放。白话文在这个时期逐步得到推广。继《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之后，在“诗体解放”的号召下，新文学运动的许多成员纷纷尝试写作白话新诗，并明显地摆脱了旧体诗的束缚。新创刊的《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也都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创作和翻译作品。自1919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刊物风起云涌，连《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一些为旧派文人掌握的老牌刊物，也迫于营业上的需要，逐渐改用白话。到1920年，在白话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起点，它已经包含着后来文艺大众化运动最初的种子。
1918年以后，文学主张和文学观念也有了新的变化，更多的人接受了文学“为人生”和“表现人生”的主张，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逐渐取得优势。改革旧戏的问题在这时开始提出，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开始以唯物史观来考察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精神现象。他们坚信新文学的伟大前途，力图对它提出新的要求，作出新的说明。[1]
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也构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1918年，《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专号，译载了《娜拉》等作品。从此，外国文学的介绍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规模和影响都远远超过了近代的任何时期。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周作人、郭沫若、田汉等都是活跃的翻译者和介绍者。当时几乎所有的进步报刊都登载翻译作品，大量的世界名著被有系统地陆续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使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开始有了某种“共同的语言”，它帮助中国新文学进一步摆脱了旧文学的种种束缚，促进了它的改变和发展。
二、风起云涌的新文学社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