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新史学”理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他的后期史观深受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唯心史观影响，开始怀疑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改变了早期的史学探求人类历史进化发展的“公理”和“公例”的看法，认为很难找出具有规律性的“公理”。他指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功，亦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支配……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此时，他还只是强调历史因果律与自然因果律不同。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他干脆否定了历史受因果律或自然法则的支配。由于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对自己所主张的历史进化观点也产生了动摇，他把进化仅限于“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前进和“文化共业”的积累两个方面，而认为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这种对进化论及因果律的怀疑，与其前期主张以社会进化史观为指导探求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相比，无疑是一大变化。梁启超史观的前后变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思想界盛行的相对主义、反科学主义思潮是分不开的。
梁启超继续论述了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问题。他指出近期史学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客观资料的整理，表现在对史料重新估价，如以往不认为是史料的，现在则归为史料，以往认为是史料的，现在则重加鉴别，被弃置散佚的史迹，须通过各种渠道“钩稽”出来；二是主观观念的革新，从“一人一家之谱录”的狭隘范围中解脱出来，成为社会的史学。他提出了改造史学的基本主张：史书应供一般民众阅读，而不是仅供帝王、人臣和少数学者阅读，作史不是只为藏诸秘府、名山，而要为“国民”、“民族”服务；把以死人为本位的史学改造为以生人为本位的史学；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史实要忠实于客观，不能为了“明道”、“经世”、“为亲贤讳”而强史就我，颠倒事实；既要取资于旧史又要对旧史重新估价，对史迹多作搜补考证的工作；要全面再现历史，不能孤立地叙述史事，要说明历史背景，推论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区分一般史和专门史。他认为建立新史学必须具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四方面的条件。史德除过去讲的心术端正，最重要的是要忠实于事实，持论客观；史学即善于挖掘、搜集材料，“贵专精不贵杂博”；史识主要指史家的观察力，包括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两种能力，还要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两种精神；史才是指“作史的技术”，即文章的构造、文采等。
梁启超重视研究和编著历史的方法。他认为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细胞，提出要以科学的方法搜集、鉴别、整理史料。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了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法、搜集排比法、联络法5种整理史料的方法。对于史料的挖掘整理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判断真伪，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此作了论述。在史学研究的方法上，他主张中西兼采，认为可以把中国传统的辨伪、考据等与西方近代的归纳法、演绎法综合运用。还主张史学研究借鉴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方法，如认为统计学可以运用于史学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假设”也可以运用于史学研究。梁启超还提出了编著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的设想，对专史、史学史、方志学等也作过一些论述。梁启超为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