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泽东称为“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的鲁迅，则堪称在文学方面融合中西文化的时代巨人。他既彻底地反封建传统，针砭国民性格的弱点，又热情地讴歌“民族脊梁”，认真整理和继承文化遗产。对于传统文化，他的真实主张是“分别好坏”，决定去取；对于西方及一切外来文化，则认为应敢于吸取、善于选择。其会通中西所揭示的大旗是人所共知的“拿来主义”。在自己的文学活动中，鲁迅身体力行了他的上述主张。他以“汉唐气魄”充分摄取异域文化营养。安特莱夫“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穿掘着灵魂的深处”的功力和“热到发冷的热情”，都在鲁迅的作品中留下了斑驳的艺术投射。鲁迅的那篇开中国现代小说新纪元的《狂人日记》，从日记体的形式到运用夸张手法刻画受迫害狂的心理及其结局，均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但较诸前者，却又“具有更明确的现实性和更广阔的社会性”，内容也更为深刻。鲁迅还十分赞赏保加利亚诗人伐佐夫讲究文体、勇于革新民族文学语言的精神，并大力效法。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将富有神韵的口语与有生命力的方言、古语、欧化词语等熔铸为一种较古文更具表现力的白话文学语言，成为五四时期首屈一指的文体家。与此同时，鲁迅的创作还得益于传统文学的深厚滋养。“魏晋文章”便深深地影响了他。鲁迅认为，魏晋文章的特色是“师心”和“使气”。“师心”，即写出心的真实，不为圣贤旧说所囿；“使气”，就是慷慨激昂、无所顾忌，使文章充满情感、气势与力量。孔融的善讥，阮籍的忧愤，嵇康的思想新颖、长于辩难、文如剥蚕、析理绵密，均为鲁迅所深爱，并对其文风尤其是杂文风格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可以说，正是对中西文学的兼采合冶、有机融合，成就了他这样一个旷代文豪。
在文学领域，曹禺那些标志着民国戏剧文学最高成就的《雷雨》和《日出》等作品，徐志摩那“全无人间烟火气”的《再别康桥》等美妙诗篇，也都是中西合璧的典型范例。如曹禺的戏剧作品，一方面浸润着丰厚的古典文学乳汁，吸收了北方民间曲艺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受到易卜生、莎士比亚，特别是美国戏剧大师奥尼尔的明显影响，从而赋予了这些作品不朽的艺术生命。
民国美术更是中西文化会通最有成绩的领域之一。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艺术大师，都精通东西画法，不仅在两方面均有辉煌成就，而且致力于两大画系的沟通融会。如林风眠一生就始终在探索着融会中西绘画的道路，力图为中国画辟出新境界。他的画一反传统国画注重以金石书法线条入画的风气，形式上也以方形取代传统的长卷或横卷，画面浓重饱满、不留空白，画风既近于壁画与年画，又带有油画、粉画和瓷器画等韵味，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是绘画史上中西艺术的混流时代，中西会通的潮流势不可挡。刘海粟、林风眠、关良等人着眼于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民族特色的融合；徐悲鸿、汪亚尘等人站在改良本民族传统绘画的立场上，向西方借鉴写实技法；李毅士等人则追求从整体上贯通中西，实现中国绘画全新的超越。其中，汪亚尘的系列金鱼画、李毅士的《长恨歌画意》堪为代表之作。尤其是《长恨歌画意》，既有西洋绘画的明暗法与焦点透视，又参以中国画的意境，在写实与写意的结合方面，作出了大胆而出色的尝试。进入40年代后，专攻中国画的人改画西洋画，从事西洋画的人改画中国画的情形变得极为普遍，同时，中国画家在传统形式下常常渗透着西洋艺术精神，西洋画的中国化实践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李可染、吴作人等人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它表明此期中西绘画的会通融合进入了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