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未满15岁的幼女已缠足的，必须立即放足，未缠的禁止再缠；15～30岁的缠足妇女，应在6个月内放足；30岁以上的缠足妇女，劝其放足，但不予强制。违反上述规定的家长，要被处以1元至10元的罚金；劝导不力的村长或街长由市县政府予以惩戒，借机骚扰敲诈百姓的不仅受惩戒，情节严重的还要被判刑。这种缠足风俗的改革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城市妇女缠足者几近于消失，但农村仍有一些妇女缠足。
当时，各地还有人蓄发辫和蓄奴养婢。对于这些恶俗，政府也明令禁止。1928年5月，内政部颁布《禁蓄发辫条例》，规定凡蓄发辫的男子，须于条例施行三个月内将发辫剪除。逾期未剪的，城市男子由主管部门指派专人会同警察去剪；乡村男子则由主管部门督饬村长率乡丁去剪。
1932年，行政院通过《禁止蓄奴养婢办法草案》，决定禁止蓄奴养婢应分劝告、解放、救济、处罚四步执行。规定凡蓄奴养婢者必须于规定期限内释放奴婢，被释放的人如不愿意走，则双方改为雇佣关系，给付工资，雇主与被雇用者都有解除雇佣关系的自由。未成年的奴婢有家可归者，应送其回家，无家可归者，应送当地救济院，或送慈善机构抚养。已成年的奴婢，都可以自由婚配，另谋职业。仍蓄奴养婢者依据《刑法》第313条“使人为奴罪”，将被交由司法机关处理。
禁止蓄辫的措施很快收到了实效，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头上留辫的男子已很少见了。蓄奴现象也得到遏制，但养婢仍较常见，只是换以慈善关系或收养养女的名义。行政院为此在1936年1月公布了《禁止养婢办法》，并交由警察部门施行。它规定蓄婢者和婢女本人都必须向主管部门登记，“已经登记之婢女，即无条件解放，恢复自由”；“已满十六岁而无家可归之婢女，执行机关得征求其本人同意，代为择配”；“凡蓄婢者对已登记之婢女抗不解放时，应送司法机关依法办理”。[22]
对于弥漫民间的迷信之风，国民政府也曾给予一定的整治。如1930年2月，下令取缔供鬼神的锡箔、纸炮、冥强、纸钱、黄表、符箓、文疏等一切冥器物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同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神祠存废标准》，确认先哲类神祠，如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孟子、岳飞、关羽祠；宗教类神祠如佛教庙庵、道教寺观、伊斯兰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皆可存在且受政府保护。古神神祠如魁星、东岳大帝、龙王、城隍、土地、灶神、风神、雨神、雷公、电母等祠在科学发明以后，“证明并无崇祀之意义，亟应详加更正”[23]。至于送子娘娘、财神、齐天大圣庙、瘟神、宋江庙、狐仙庙、二郎神庙等皆为**祠，“实属有害社会，应由各地方行政长官，随时查考，如查有合于**祠性质之神，一律从严取缔，以杜隐患”[24]。
为了进一步改变迷信风俗，内政部还于1932年颁布法令，禁止卜筮、星相等传播迷信的活动。
婚丧嫁娶方面，在中央的支持下，南京市率先进行改革，禁用开路大神、五兽、八骏、八仙、十二花神亭、十八罗汉亭、西方接引佛、金山、银山等有浓厚迷信色彩的仪仗。1933年，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制定《革除公务人员婚丧寿宴浪费暂行规程》，明令“凡婚丧寿庆等事，除亲族或确有戚谊者外，不得滥发通知函件，如喜帖讣文之类，并不得用公务机关名义代表代收”[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