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国民党大体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后，对教育有了相对的重视，教育有所发展，教育学的研究也因之大有进步。这一时期，致力于教育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主要有中山大学教育系成立的“教育学研究所”，它发行《教育研究》杂志，出版了教育学译述和著作几十种；1929年成立的“中华儿童教育社”，以专门研究小学、幼稚和家庭教育为其特色，发行《儿童月刊》；1931年成立的“中国测验学会”，发行《测验杂志》；1932年成立的“中国社会教育社”，以探讨普及社会教育为旨趣；1933年成立的“中国教育学会”，侧重于研究生产教育、师资训练和非常时期的教育发展问题等。
当时，公私大学中设有教育学院的有暨南大学和山东大学等8所；设有教育学系的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17所；教育与哲学合系的有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等4所；教育单独成院的有江苏教育学院和湖北教育学院等。这些机构都致力于研讨教育问题，培养教育和教育学研究专门人才。
从教育学研究内容来看，各个方面也都很活跃，出现了不少成果。
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方面，吴俊生的《教育哲学大纲》（1934），姜琦的《教育哲学》（1933）和杨贤江（署名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1930）是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吴氏之作被认为是“体系较为完整，内容较为充实，而且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一本书”，其主要理论取向为实用主义；姜琦的著作则是以三民主义系统建构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名作；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阐明教育的基本原理，并批判了对教育功能的各种资产阶级错误观点，在当时及以后的很长时间内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此外，还有张怀等人用宗教哲学观点阐释教育学说，建构自己的教育学体系（著有《教育哲学》）的尝试，由此可见当时教育学理论多元化及分呈活跃之态。
在教育行政的研究方面，庄泽宣、陈友松、黄玉湖、张文昌等人颇有成绩。庄泽宣重点研究了浙江教育辅导制度；陈友松以分析全国教育经费见长；黄玉湖和张文昌主要关注中学教育行政，黄氏对中学校长的职务分析，张氏对于中学教务的研究，均受到学界重视。
在教材教法的探究方面，较重要的有中山大学教科所关于小学生字汇、读法、作文和错字问题的研究；杨锡龄关于儿童阅读兴趣的调研；陆志韦、黎锦熙等人对国语教育的研讨等。
学制课程的研讨方面，最富于探索精神和改革意向的是提倡生活教育的晓庄师范，实行村治的山东建设研究院，倡导平民教育的定县实验区和试验民众教育的江苏教育学院的有关尝试。至于测验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对古氏智力测验的订正、对皮纳西门智力测验的修改等方面。1935年陈选善著《教育测验》、王书林著《心理与教育测量》，为这方面集大成的成果。
其他方面，如朱君毅的教育统计学研究，庄泽宣、陈学恂对民族性与教育关系的探讨等，也值得一提。
这一时期，教育学界人士已普遍重视寻求既适合国情、又顺应世界潮流的新教育。进入抗战以后，这一努力更加自觉了。抗战时期，中国教育研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迅速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素质，激发爱国情操和增强民族精神。因此，师范教育和心理教育的研究受到格外重视。
此期还出现了许多师范研究所，如中央大学师范研究所，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师范研究所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颁布了“师范学院规程”，新建了国立师范学院，国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等专门训练师资和教育研究人才的高级学府多所。此外，重要的教育研究机构还有国立民族生理心理研究所，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和广西省教育研究所，私立的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