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业在民初曾有过长足的发展。据统计，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全国的报纸由10年前的100多种激增至500种。新出版的报刊中，有新建立的各级政权机关的机关报，如四川都督府创办的《都督府政报》、云南军督府创办的《云南政治公报》等；有新成立的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党报纸，如国民党的《亚东新报》、《民国新闻》、《中华民报》，共和党——进步党的《国民公报》、《庸言》、《大共和日报》，自由党的《民权报》，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晦鸣录》、《民声》等；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追求资产阶级民主、鼓吹共和而创办的报刊，如章士钊在上海出版的《独立周报》；还有一批研究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性报刊、文艺报刊和一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创办的、以推销产品为主要目的商业报刊。但好景不长，报刊出版业很快遭到了袁世凯和各地反动官僚的镇压，至1913年年底只剩下139种，其中大部分是被军阀收买利用的报刊如《亚细亚报》、《益世报》，黄色小报如《晶报》、《新世界报》等。袁世凯垮台后，一些被查封的报刊恢复，并出现了一些新创办的报刊，到1916年年底共有报刊289种。继续执政的皖系军阀仍然执行禁锢言论的政策，封报捕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到1918年年底，全国报刊总数又下降到221种。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涌现了一批新式报刊，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新青年》。《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1916年9月第二卷起改本名，1917年迁北京，初期主要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五四后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1920年9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潮的重要报刊还有李大钊和陈独秀于1918年12月创办的小型周报《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在1919年1月同时出版的《新潮》杂志和《国民》；毛泽东等于1919年7月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创刊于1920年1月的《觉悟》月刊等。由于新式报刊的大量创办，到1921年全国共有报刊550种。
受报刊出版业的影响，民国初期通讯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12—1918年的五六年中，新创的通讯社不下20家。较有影响的有北京的民生通讯社（1917）、北方通讯社（1917）、新闻交通通讯社（1918）、新闻编译社（1918），上海的民国第一通讯社（1912），长沙的湖南通讯社（1912）、大中通讯社（1917）、中华通讯社（1916），武汉的武汉通讯社（1916）等。新闻编译社影响最大，这个通讯社由邵飘萍创办，社址设在北京南城珠巢街，每天下午19时左右发稿一次，外地邮寄，本埠由社员骑自行车分送。到1926年，通讯社增加到155个。
1923年中国人自办的广播电台诞生。1923年1月，《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两家合办的广播电台正式广播“广播新闻和音乐节目”，电台呼号XRO，波长200米，发射电力50瓦。1926年10月，哈尔滨无线电台正式广播，呼号XOH，波长280米，功率100瓦，频率1071千周。随后，北洋政府又在天津、北京等地开办广播电台。1927年5月天津广播无线电台开始播音，呼号COTN；9月北京广播无线电台也开始播音，呼号COPK。此外还出现了一批商办广播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