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致力于发展社会学的团体组织除前文提到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外，还有余天休1922年发起成立的中国社会学社。该社出版有《社会学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为推进社会学做过一些工作。后来，由于其自身活动不力，为社会学界所普遍不满。192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办《社会学界》杂志，取代《社会学杂志》成为此后学人发表专业成果的重要园地。
1927年以后，中国社会学进入到显著发展的成长阶段。
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国共政治斗争的加剧，中国到底向何处去的时代抉择，把认识中国社会的任务越发严重地摆在了每个知识分子的面前，这对社会学的发展形成强烈的“社会期待”。这一阶段所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不仅推动了社会学理论的建设，也直接促使了社会学者对社会现实和改革运动的关怀，因之，社会学的各种理论竞相呈现，应用社会学发展得更快，社会调查的广度和深度，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学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全国性社会学会——中国社会学社，经过南北社会学界两年的反复磋商，于1930年2月在上海宣告成立。第一届理事会由许仕廉、吴景超、陈达、陶孟和、潘光旦等9人组成，选举孙本文为正理事。机关刊物为《社会学刊》，由孙本文主编。从1930年至1947年，学社共举行了8次年会，真正起到了组织和推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作用。
此期还出现了两个全国性的社会学科研机构：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前者最初成立于1926年，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社会调查部，1929年正式改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为陶孟和。该所发行《社会研究》半月刊和《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编辑《中国劳动年鉴》。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筹设于1927年，社会学组由陈翰笙、王际昌主持。这两个机构对于社会学的重要贡献，主要在于组织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社会经济的调研工作。除了在本章“经济学”部分已提到过的有关论著外，较有影响的调查成果还有陈翰笙的《现今中国之土地问题》（1933）、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30）等。
据有的学者统计，1927—1935年，全国大小规模的调查报告共有9027个[10]，可见调查的发达程度。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同前期一样，极其重视经济因素，所不同的是主持人都为中国人，范围和规模更大，调查更深入，对认识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贡献不小。
社会学研究的其他领域，此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社会学体系和基本理论的探研方面，孙本文较有成绩。孙本文（1891—1979），字时哲，江苏吴江县人，我国社会学最为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长期致力于社会学的教学、科研和组织工作，是民国学院系统社会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
孙本文学识渊博，著述等身，有关社会学的著作几乎涉及这一学科的所有重要方面。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社会学原理》、《社会进化》、《社会学大纲》、《中国社会问题》、《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名词》等。《社会学原理》出版于1935年，是他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学院系统社会学在理论上的代表作。该书兼采欧美各家教本之长，将其融会贯通，使社会学知识成为一个有机的体系，且多用本国材料，附有416个社会学专用名词，颇有创新意识。不足之处在于，材料多来自书本，有很浓重的“经院”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方法怀有强烈的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