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学是道家的一个特殊派别，它托始于黄帝，在老子学说基础上吸收了儒墨名法等多家学说中的积极成分，形成以政治学说为中心内容的哲学思想。它的特点有二：一是在兼蓄诸家学说基础上，突出强调循道和明法，所以也被称为“黄老刑名”之学，这反映了由道德入刑名的道家与法家的天然联系。二是主张清静无为，不对社会民生做过多的干预，让百姓休养生息。因为它的主张反映了民众久罹战乱之苦，要求政治宽缓、生活安定的强烈愿望，所以在战国末期萌生后，到汉初流行一时。
汉初统治集团中的才智之士大多受到黄老之学的影响，他们较早意识到调整政策，休养民力的必要。在张良、陆贾等人影响下，高祖与萧何基本上以儒家的德政思想为指归，确定统治方略，但也受到黄老影响。在全国推行新的政令，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时，注意恢复百姓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扫除烦苛，与民休息”[6]。
当时君臣都尊崇黄老，黄老之学成为社会上的主流思想。史家记载：在惠帝和吕后之朝，“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8]。黄老之术收到初步效果。
汉文帝尊崇黄老之学，“本修黄老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他在“汉家基业初定”，“承军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难”的情况下，继承惠帝和吕后时期的统治方针，“轻刑事少，与之休息，以俭约节欲自持，初开籍田，躬劝农耕桑，务民之本”[9]，使汉代社会走上繁荣之路。
景帝和母亲窦太后都是黄老之术的服膺者。窦太后对景帝和武帝初期的朝政施加过一定影响，她“好黄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10]。景帝曾把善为黄老之言的处士王生召至宫中，又重用信奉黄老的直不疑、汲黯等大臣。他“务在农桑”[11]，“务在养民”[12]，继续执行文帝的统治路线。
从汉开国到武帝即位之初，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实行几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遵用黄老之术导致的文景之治，得到了“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13]的高度历史评价。
任何政权的成功施政都应该张弛适度，宽猛相济。黄老主张顺应自然，清静无为，特别适应社会休养生息的需要。但它也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这就是缺乏进取精神，缺乏将全社会调动起来，全面建功立业的恢弘气势。文景之时的宽弛政策，不能满足社会大步发展的要求，在个别之处事实上也产生了一定消极后果。主要是：（1）礼文之事多阙，在制度建设上缺乏必要措施，没能把新生大一统政权建设得更为完备，实际上没有完成时代赋予大汉政权的历史使命。（2）在社会的上层，诸侯王势力膨胀，产生离心倾向，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下层，豪强并兼之徒武断于乡曲，造成对民众的危害，形成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干扰。（3）对少数民族或地方政权的侵扰，缺乏有力的对抗措施，既不能保证边境地区民众的正常生活和政府机构正常履行职能，更不能把大一统政权的规模扩大到更广阔的地区。
儒学以积极进取，奋发有为为特色，在治国方面强调以教化为主，德刑并用；在理民方面，注意把人的自然性情与社会规范融合起来。其思想主张与中央集权的家国同构的中国社会要求十分吻合。因此，当黄老之学难以满足社会要求时，以儒家作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便成了历史与社会的选择。由于自身不可替代的长处，在黄老之学兴盛之际，儒家思想也呈现出繁荣兴旺的发展势头。景帝之时，儒生已形成很强的势力，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儒术取代黄老经历了激烈的斗争。
儒学博士辕固生与黄老派的黄生，曾在景帝面前就“汤武革命”进行辩论。黄生认为“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反诘：“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以上下之位既定，便不可改变为据，坚持自己的观点。辕固生继续追问：“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把争论引到敏感的现实问题上来。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汉政权的合法性，景帝只好出面加以制止，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辩论虽不了了之，儒生却在与黄老的抗衡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也许是这次争论引起了窦太后的反感，窦太后特意召见辕固生，问他对《老子》有何看法。辕固生直言无忌地回答：“此是家人言耳。”惹得太后大怒，命他入圈与野猪较量，想置他于死地。景帝知辕固生直言无罪，给了他一把利刃。他才保住了性命。此时由于窦太后支持，黄老的势力还强于儒家。
汉武帝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喜欢积极向上的儒家学说。即位之初就批准了卫绾“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的奏章，改变了“不任儒者”的政策，任命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主持政府重要部门。又安车驷马迎接著名儒生申培公入朝，作为朝制兴革的顾问。他还准备建明堂、封泰山、改正朔、易服色。这些举措引起黄老派的不满，当赵绾意在架空窦太后，建议不向东宫奏事时，引得窦太后勃然大怒，将赵绾、王臧逮捕，使其自裁，罢免了窦婴、田蚡。武帝在强大的压力下，只好让步，暂时停止诸般兴礼作乐举措。黄老与儒学的这一轮斗争，以儒家的失败而告终。
武帝虽然遭受挫折，仍不放弃尊儒的努力，他在选取贤良方正时，留意收揽儒生，授以官职。同时，鼓励学者研读儒家典籍，使五经传习更有系统，进行着扎实的理论建设。
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病逝，武帝完全掌握执政权，加快了崇儒的步伐。他重新起用田蚡为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将布衣大儒公孙弘擢为三公，封平津侯，使得“天下学士靡然乡风”[14]。儒生堂堂正正地走到前台，习儒成为最令人向往的职业。
为了廓清思想疑虑，确立适应大一统政治的权威思想，武帝多次下诏策问，要求贤良方正们就治国指导思想问题进行理论论证。大儒董仲舒在对策中论述德教是致治的关键，并建议用儒家学说统一全国思想。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学正式取代黄老，定为官方政治学说，实现了政治指导思想的转变，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