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西汉政府召开盐铁会议，“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15]，就国家大政方针展开讨论。这次会议对于昭宣时期乃至此后的政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武帝大兴功业，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成就，但也造成了国力民力虚耗的严重后果。汉武帝不得已任用桑弘羊等兴利之臣，采取一些国家经济统制政策，收到了暂时缓解经济压力的效果，可随之又出现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武帝晚年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16]。这些措施实行不久，武帝便与世长辞。昭帝幼年即位，霍光辅政，面对国库空虚、百姓贫穷的残破景象，如何调整政策，把国家引上富强之路，成为当时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盐铁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
会上由服膺儒家思想，主张终止盐铁官营政策的唐生、万生等贤良文学为一方，以信奉法治，坚持武帝时期财经改革的桑弘羊等官员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义，或务权利”[17]，由尚义还是尚利这一根本不同的思想基础，引发出对国家一系列施政方针原则的讨论。汉宣帝时，桓宽整理会议讨论结果，纂成《盐铁论》一书。
双方的思想交锋基本集中于下列问题上：
第一，怎样才能使国强民富？贤良文学们坚持重农轻商的儒家立场，认为：“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18]而盐铁官营专卖，是与民争利，不但导致“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19]，衣食匮乏，而且因“务于权利，怠于礼义”[20]，造成“散敦朴之原，成贪鄙之化”，败坏社会风气的严重后果。因而要“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趣本业，养桑麻，尽地力”，通过这些进本退末的举措，达到寡功节用而百姓富足的目的。桑弘羊则认为本业与末业可以并存，论述：“古之立国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21]，“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22]，汉实行国家经济统制政策，也收到了足国用助边费，赈饥备荒的效果。因而“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23]？
第二，治国理民是靠德行教化，还是靠严刑峻法？桑弘羊等人认为“令之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24]，处于当时的社会，“欲以敦朴之时，治抏弊之民，是犹迁延而拯溺，揖让而救火也”[25]，因此不但不能放松法治，而且应进一步加强。贤良文学则用“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滋多也”[26]的事实，说明“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27]，“法令者治恶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风也”，所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缓其刑罚也”[28]。
第三，对周边少数民族应以德抚绥还是厉武备而任兵革？贤良文学们把武帝时期大规模的开疆拓土的战争，与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行及武帝晚期民众的贫困和社会的动乱联系起来，指出“用军于外”，必“政败于内”[29]。所以对匈奴等周边少数民族应采取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的办法，使“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宁，世世无患”[30]。桑弘羊等人也承认战争给民众带来了苦难，但认为天子是天下之父母，有使天下安定的责任，对于不修臣职而侵盗不已的匈奴等，“不征伐则暴害不息，不备则是以黎民委敌也”[31]。
综观整个论战：贤良文学们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坚持的是儒家的原则立场，是在“舒六艺之讽，论太平之原”，“言王道，矫当世，复诸正，务在乎反本”，强调的是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很有政治远见。他们对武帝以来施政的失误作了严厉的批判，“奋由路之意，推史鱼之节，发愤懑，刺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表现出士人的高贵品质。桑弘羊等改革派官员，从加强大一统政权的现实出发，坚持武帝奉行的杂霸王之道的儒法并用方针，“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32]。他们虽然缺乏通览封建政治全局的眼光，但其主张对于处理现实问题，还是相当有效的，不失为治标的良方。
“‘盐铁之议’所反映的王道与霸道之争，是汉中期以来统治阶级关于政治指导思想争论的延续，是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在思想领域的体现。政治指导思想的确立需要通过实践的环节予以检验，论争双方的交锋就是理论与实践的互检过程。君主专制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而得以不断调整和补充，以臻完善。”[33]
由于有执政的霍光支持，会议以贤良文学们基本获胜而告结束，“霍光部分地修改了贤良文学的建议，奏请年方十四的昭帝同意，‘罢郡国榷酤，关内铁官’，并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这一重大变化，表明西汉封建政治将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儒家经学也将要以新的面目出现于政治舞台。”[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