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始皇“焚书坑儒”，目的都是实现思想的统一，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但在手段上，二者却有很大不同。汉武帝用政权的力量扶持一种学说，以禄利作诱饵使社会形成习儒风气，让其他思想学说自然衰息，比秦始皇对民间学术活动强令禁绝、严酷镇压的做法要高明得多。从实践效果看，二者更不可同日而语：秦始皇的高压，造成文化事业的萧条，也激起了激烈的反抗斗争；武帝之举，却调动起人们的高度热情，促使士人民众同心同德地为大一统政权建功立业，形成文化全面繁荣的局面。
2．儒家学说强调由亲亲及尊尊，以放大血亲联系的方法，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金字塔结构，十分适合巩固大一统政权建设的需要。汉武帝崇儒本身反映了当时巩固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也建立了中华民族长期统一的牢固思想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当然，在以一种思想为主导时，排斥其他思想学说，有很大的弊端。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符合当时统一意识形态的要求，起到了促进大一统政权建设的积极作用。但是儒家思想的独尊，限制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发展，影响了民族思维与民族创造力的正常发挥，也造成了民族封闭性心态，妨碍了对外来优秀思想文化的吸收，造成了严重后果。当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者把它作为苟延残喘的救命法宝时，更显出它消极有害的一面。顾颉刚先生之言：“……换句话说，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这比之始皇的以高压手段统一思想还要厉害。两千余年来没有生气的学术思想就在这时行了奠基礼，”[24]道出了要害所在。
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汉文化。这种基本格局，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大特色，保存两千余年。我们将在第二章集中对此进行论述。
4．汉武帝提倡儒家学说，重视教化的功用，却没有忘记以刑立威。在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的同时，对外大用甲兵，对内放纵酷吏，实行的是恩威并施的两手政策。这一施政要诀为后来帝王继承，汉宣帝之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25]是最好的表白。一张一弛的为治之道在武帝、昭帝、宣帝的执政上表现明显，且效果显著。他们同样杂霸王道而用之，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武帝在文景时期多年实行宽弛政策之后，任用酷吏，以猛为治，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好多长期积存下来的社会问题。昭帝时霍光秉政，去武帝奢靡极弊，及时调整政策，在尊儒的同时，兼采黄老之学，务在安静养民，缓解了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宣帝前期继续休养民力，后期则渐于儒术中杂以刑名，励精图治，取得了新的历史成就。
5．汉兴以来适当的政治与文化政策，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时人逐步培植出对大汉政权的深厚思想感情，与秦朝时人们“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式的怨恨情绪形成强烈对比。不但班固这样的正宗史学家有宣汉的自觉使命感，就连司马迁、王充等以异端著称的思想家也把宣传汉家的功德，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读罢《史记》、《汉书》、《后汉书》，人们很容易从刘向、朱云、陈蕃、范滂及太学生群体的事迹中体味到士大夫阶层对汉政权的真诚的爱戴。“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26]这样的民间谣谚，又生动反映了普通民众对汉室的深深眷恋。正是汉人的锐意进取精神，与对大汉多民族国家的自豪感、责任心，形成势不可当的伟大力量，创造了汉文化的辉煌。
注释
[1]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2] 《汉书·王子侯表序》。
[3]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典职仪》。
[4] 《汉书·食货志》。
[5] 《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
[6] 《后汉书·冯岑贾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