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兴，儒学发展出现转机，“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以儒生身份为汉制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4]。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正式下诏废除秦挟书之律，民间私藏典籍得以复出，私人讲学也随之取得名正言顺的合法地位，传经之儒先后继出。虽然司马迁和班固在《史记》和《汉书》的《儒林传》中都表述了“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的看法，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在经学建设上还是作了一些努力的：此时设置了研习经术的博士官，文帝时传《鲁诗》的申公、传《韩诗》的韩婴、传《尚书》的伏生弟子欧阳生被任为博士，景帝时传《齐诗》的辕固生、传《春秋》的董仲舒和胡毋生都曾为博士。帝王尊礼经生之事也时有所闻：齐人田何以传《易》著称，惠帝时，年老家贫，守道不仕，惠帝亲至其庐以受业。秦博士伏生当秦焚书时，曾壁藏《尚书》，后兵大起，流亡，汉兴，伏生求其书，得幸存者二十九篇，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求能治《尚书》者，闻伏生之名，时伏生年九十余，已无法行动，文帝下诏命太常掌故晁错前往受其说。武帝即位之初，以安车驷马礼请传《鲁诗》的老儒申培公入朝任太中大夫。由于儒生的自强不息和政府不同程度的支持，汉兴至武帝期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韩婴）。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5]，经学为走向辉煌，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二、博士、博士弟子与汉代经学的发展
汉武帝服膺儒家学说，亲政后重用儒生，以儒术取代黄老之学作为统治思想，经学获得长足的发展。
窦太后去世后，武帝大举起用儒生，以“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特别是“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使“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用政权的力量，树起儒学的权威地位，为学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公孙弘占据要津后，深为道术的沉郁不彰而忧虑，与太常孔臧等人上疏提出：“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谕下。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
这个奏疏得到武帝批准，实施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6]。这是一个改变汉政权文化走向和政府人员构成的带根本性的政策，实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嚆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