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使“三世说”得到升华。他把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三世，与由衰乱、升平到太平的历史演化结合起来，作了哲学的抽象。他说：“于所传闻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详。”[36]在他这里：（1）《春秋》笔法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点是紧密结合的，这样以《春秋》为新王法，便有了更普遍的指导意义。（2）三世说与“异内外”原则相一致，三世的递进与内外、夷夏的合一步伐统一起来，为大一统说找到了一个牢固的理论支点。（3）三世是由衰乱到升平，再进至太平的递进过程，这是强调变化发展的进步的历史观。理论意义是合于社会发展规律，有唯物主义因素；实践意义是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前景，为后来的改革家、革命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4）三世递进说，是历史与哲学的分离。何休从字里行间揣摩孔子的微言大义，在对乱世的记录中，看到了“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义益治”[37]的理想表述。从史学上看，这近乎臆语；从哲学上看，却可说是精辟的高论。
与何休同时的仲长统，也发表了历史演化说，在历史动力上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具有人文主义特色而引起人们关注，在历史趋势上，却认为是“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38]，表现为历史倒退论。何休的三世说，没有涉及历史动力问题，但在历史趋势的看法上，是进步的，是乐观向上的。在东汉末年的衰乱之世，何休能跳出现实的限制，以哲学的眼光道出历史的光明前途，实在难能可贵。
何休的《公羊》三世说产生了很大历史影响。晚清《公羊》学大兴，康有为赋予三世说以进化意义，改造成为披着传统外衣的资产阶级学说，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大一统”本为《公羊传》开宗明义揭示的要旨，在诸侯纷争之世表达了天下统一的思想，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把大一统说置于天人合一体系之中，强调：“《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39]为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何休将大一统思想的阐发与张三世、异内外结合起来，构筑成一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使大一统说有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更丰富的思想内涵。
二、郑玄对今古文的调和
东汉末年，已有不少经师意识到今古文各自的局限而兼通今古文经，这为两个学派的交汇创造了条件。在这种形势下，大经学家郑玄以他渊博的学识，进行了对今古文的调和工作，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郑玄（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人。少年时不愿为吏，入太学。初从第五元先受业，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又从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后来以为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经卢植介绍，师事经学大师马融。当其学成东归时，马融对其他学生慨叹：“郑生今去，吾道东矣。”[40]
郑玄兼通今古文诸经，勤于著述。他的著作，据本传载有：“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