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反对争个人之利，即私利。上面提到的董氏所论证的“利”，都指私利而言。对于公利，董仲舒是颇为重视的，指出圣人以“为天下兴利”为要务。他说：“天道积聚众精以为光，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圣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量势立权，因事制义。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泻于海也，各顺其势倾侧而制于南北。故异孔而同归，殊施而钧德，其趣于兴利除害一也。……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则百官勤职，争进其功。”[70]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此“善”即为天下兴利除害。董仲舒还认为人君应以“爱利天下”为意，他说：“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71]君主应以求天下公利为目的，好恶喜怒都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这四种手段如系“以爱利天下为意”，则谓之义；否则谓不义。在这里，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天下公利，实际上就成了人们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以天下公利为意，本身就是义。可见，董仲舒所轻视的利乃是个人之私利，对于天下之公利，董仲舒是重视的。
在义利问题上，董仲舒还提出过一个著名论题，那就是《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中的：“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这句话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被班固改造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很明显，董仲舒将道与谊（义）放在了功与利的前面，表达的依然是重义轻利的思想。但这里的利与功指的却是私利、私功，不是指公利。董仲舒要求统治者树立义重于利的观念，全心全意考虑义的问题，不再谋自己的私利。但当统治者以“为天下兴利”为务，而不再谋个人或少数人之私利时，“为天下兴利”便是义了。由于董仲舒在这一论题中将义、利对举，有浓烈的“义利之辨”的味道，故而对后世思想影响很大，宋明儒者多奉为圭臬。
董仲舒之后，两汉时代的人们在义利观上虽都不出重义轻利之一途，但各家所论因出发点不同，侧重也有所不同，或主张义利对立，或认为义利统一，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司马迁，在义利问题上有着独特的看法，他在探寻古今之变的历史过程中，比较深刻地认识到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理的。他认为求利致富是“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72]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而奔波忙碌。他认为所谓的“仁义”，是依附在物质利益这一基础之上的。他引用并发挥《管子》的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73]道德行为是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相联系的，道德并不是天赋的。仁义也是受制于经济利益的。司马迁不脱离物质利益而空言仁义，并把求富取利看作一种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反映了他在封建伦理道德上所具有的革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