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的宇宙观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看重人的作用。他认为元气化生出人，人又承担着统理世界的责任。他把世界划分成天、地、人三大块，对他们各自的属性做了说明：“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这段话初看起来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颇为相近，仔细分析却有很大差异。一是人的行为直接感通阴阳作用于自然界；二是在他的宇宙系统中，人的作用更大一些。对于人在世界上的作为，他有一个很贴切的比喻：“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御驰马，篷中擢舟船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因此，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就是“天呈其兆，人序其勋，《书》故曰‘天工人其代之’”。顺应自然界的规律，创造人类的理想世界，这就是他的结论。
王符的一元论的实践意义在于为他的德治说提供理论依据。因此，在对气、道和人为作出系统论述的基础上，他把议论归结到政治上去，告诉人们：“是故法令刑赏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尔，未足以兴大化而升太平也。夫欲历三王之绝迹，臻帝、皇之极功者，必先原元而本本，兴道而致和，以淳粹之气，生敦庞之民，明德义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后化可美而功可成也。”[145]这个结论与刘向的“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146]的理论是相合的。所不同的是，在刘向那里，气所依托的是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气与人之间多出一个神的环节；在王符这里，气所依托的是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气与人之间没有其他中间环节。
王符的唯物论是不彻底的，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他的世界观就出现了二元论的倾向。他一方面强调人为，一方面又承认天命，依违于二者之间，形成了他的折衷特色。他说：“凡人吉凶，以行为主，以命为决。行者，己之质也，命者，天之制也。在于己者，固可为也，在于天者，不可知也。巫觋祝请，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祝祈者，盖所以交鬼神而救细微尔，至于大命，未如之何。”在他看来，天命是前定的，虽然不可知，但人总应该修正行为，以求得吉祥，这是人生在世的基本态度。巫觋祝史等宗教职业者及他们的宗教活动，只可以解救细微的过失，起不到太大作用，如果把命运抵押在他们身上，则是舍本逐末的愚蠢行为。可见他的基本观点还是修德义而远鬼神，在他的天平上，人的作用还是很重的。因此，他说：“妖不胜德，邪不伐正，天之经也。虽时有违，然智者守其正道而不近于**鬼。”个人如此，国家也不例外，“人君身修正赏罚明者，国治而民安，民安乐者，天悦喜而增历数”。对于看相、解梦、卜筮、祈禳等迷信活动，他认为它们有一定的合理根据，但作用范围相当有限。对于沉迷其中不能自拔者，他进行了理智的规劝：“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实致妖祥。”[147]
在中世纪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能要求王符对宗教迷信有完全清醒的认识，他在保留鬼神、天命的形式下，尽可能地强调人的作为，并对世俗迷信的泛滥进行充分说理的批判，在东汉时期鬼神迷信活动搞得昏天黑地之时，有很积极的现实意义。王符对世俗迷信的批判不及王充尖锐，但对命定的看法比王充少了些神秘主义意味，这是值得注意的。
二、王符的德教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