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对谴告说追根寻源，对其产生的原因及实质做了人文主义式的考察与说明。他说：“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欲言非独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犹以人心，非谓上天苍苍之体也。变复之家，见诬言天，灾异时至，则生谴告之言矣。……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122]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封建统治者抬出上帝来神化皇权，把神学目的论当作皇权存在的理论依据。王充用“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的鲜明论点，斩断了天人之间联系的通道，他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是中世纪漫漫长夜中一盏理性的明灯。
二、无鬼思想和对世俗迷信的批判
鬼神之说是祖先崇拜的立脚点，也是世俗迷信赖以存在的前提。王充针锋相对地提出“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123]的无鬼论主张。
王充首先从形神关系上对无鬼论加以论证：“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还吸收前辈思想家桓谭用烛火比喻形神的观点，强调“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王充从物质决定精神的哲学观念入手，否定鬼的存在，立论具有相当的高度。这为后来范缜的神灭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个论点也对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作出了比较明确的回答，推进了古代朴素唯物论的发展。
其次，从生命现象上讲，“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元气荒忽，人气在其中。人未生无所知，其死归无知之本。……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在他看来，人的生命只是气化的一种暂时形态，元气并无知觉，精气只有成为人的生命组成部分时，才有知觉作用，死后又归于无知之本。王充从死生的运转中剔除了鬼神存在的依据。
对于无鬼说，他还做了一个风趣却又很有说服力的论证：从古以来，死者亿万，“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124]
鬼神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王充用生理和心理的原因加以说明：“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忧惧，忧惧则鬼出。……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125]所谓鬼不过是人们由于疾病、畏惧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而已。这个说明很接近客观实际。
王充的无鬼论在当时具有现实批判意义。他把无鬼论引入薄葬说，批判了儒家的厚葬与墨家的右鬼。他深刻地指出儒者虽时言无鬼，但不可能积极宣传人死无知，因为“夫言死无知，则臣子倍其君父，故曰‘丧祭礼废，则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则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则不孝狱多’”。所以“圣人惧开不孝之源，故不明死无知之实”。儒家用推亲亲及尊尊，放大血亲联系来建立统治秩序，祖先崇拜、丧葬祭祀是其礼乐教化链条的中心环节，因而他们不可能彻底主张无鬼论。虽然他们一般强调以俭为德，但因为理论上的漏洞，只能听任厚葬之风愈煽愈炽。“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为验。杜伯死人，如谓杜伯为鬼，则夫死者审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人情欲厚而恶薄，以薄受死者之责，虽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则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则其薄葬非也。术用乖错，首尾相违，故以为非。”既然右鬼、薄葬之说必然无法实行，只有“明死人无知”，才能定“厚葬无益”[126]。王充揭示儒、墨两家学说的片面性和内在矛盾，把薄葬主张与无鬼论结合起来，使这一主张立足于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上，在封建社会里对于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