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国难当头，引无数志士仁人继起，爱国主义因之空前**。作为近代著名的爱国者，梁启超的爱国论独具特色。
中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的爱国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后，因救亡图存的刺激，以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戊戌维新运动为载体，以西方社会进化论为中介，最终实现了向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转换。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要角和敏锐的思想家，通过《说群》、《爱国论》诸文，成为了实现三者融通和最早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的代表性人物。不唯如是，他也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主义的第一人，且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与深化了它的内涵。梁启超是现代意义的爱国论的首倡者，此其一。
在近代，爱国总是与救国相联系的。但能提出有重要实践意义的救国方案的爱国者，毕竟是极少数。梁启超正是这样的著名爱国者。他集政治家与思想家于一身，故其爱国论又与其政治论，浑然一体，相辅相成。戊戌前后，他的《说群》、《爱国论》、《新民说》诸文，倡民权说，强调朝廷与国家的分际；在反袁斗争中，他撰《国民浅训》，力主民主共和，并倡“健全的爱国论”；欧游归来，他发表《欧游心影录》，倡言“中国人之自觉”，主张打破对西方的现代迷信，重新审视祖国的复兴之路。由于梁启超的爱国论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富有实践意义的思想指导，充满着**、创意与启迪，故不论事实上存在有多少失误，其论说在不同的阶段上，总是虎虎有生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启超的爱国论富有创新性，此其二。
梁启超爱国论中的许多观点，至今都具有现实的意义。这不是指“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大国民之器度”、“世界主义的国家”等等，一般意义上的观点；而是指诸如以下隽永和富有哲理的见解：“（国魂或爱国心）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1]“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2]“青年无望，则国家的文化便破产了”；“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罢！”在商潮滚滚、急功近利和海外留学趋之若鹜的今天，这些见解不是依然耐人寻味吗？梁启超的爱国论富有现实的意义，此其三。
由于梁启超的爱国论服务于他的政治论，而后者受阶级与历史的制约，不免于受局限，故其爱国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自己的弱点。早年他改倡“开明专制”，以为中国人尚不配享有民权自由，是一种后退，固不待言；欧战后他提出“中国人之自觉”的重大构想，是一大进步，但却抵拒马克思主义。而正是后者成为了中国人借以重新考察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强大思想武器；民国后他强调欲救国，必须改弦易辙，依靠全国大多数国民，这无疑是对的，但却反对中国共产党从农村开始的民众运动；他反对全盘西化，主张青年人要宏扬传统文化，也是对的，但对于旧文化束缚青年一代的消极影响，却缺乏应有的批判。如此等等。当然，这些又并非梁启超独然。我们当从历史条件去说明，不必苛求于古人。
[1] 梁启超：《自由书·中国魂安在乎》，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9页。
[2] 梁启超：《东藉月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4），90、1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