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佩里认为，西方现代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广义的阶段：早期现代思想与后期现代思想。前者形成于启蒙运动时期，推崇理性、科学与人性善；后者则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令欧洲意识产生巨变：“自牛顿以来就主导着西方观念的机械宇宙模式被改变了；启蒙运动关于人类理性和性善的观点遭到怀疑。”[3]后者即是非理性主义所代表的反省现代性的思潮。美国学者艾恺则以“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消长，来诠释这个过程。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提出：“现代化的精髓是理性”，它诞生于启蒙运动。但如影相随，“反现代化”的意识便同时产生了。后者与前者一样，“也是一个空前的‘现代’现象”。“不管这类作家的思想中相对性的观念有多深，就他们关于人类价值或对社会事实的解释而言，他们和启蒙思潮始终维持着一个共同的基底，认为全体人类在任何时代其终极目标——在实际上——是一致的；每个人都在追求基本生理、物理性需要的满足”。所以“反现代化”思潮，应视为人类在追求发展的过程出现的与“现代化”相反相成的一种意识与取向：“是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烈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4]因之，他将欧战前后欧洲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诠释为“反现代化思潮”的兴起。二人的表述容有不同，但究其实质，却是相同的，即都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其转捩点则在于反省现代性。
非理性主义虽不脱唯心论的范围，存在着某些非理性的倾向，但它对西方现代性的反省，仍有自己的合理性。胡秋原说，柏格森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自我反省。[5]菊农在当时即著文指出：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已成为西方的“现代精神”。“现代精神真是势力伟大呵！科学万能这潮流还不曾退去，形而上依然又昂首天外，恢复原有之疆域了”。“在哲学方面柏格森正是现代精神的代表”。[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