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梁启超却对此提出了质疑，强调此种“评判的态度”作为思想解放的条件，具有普遍的意义，同样也应当适用于对待西方文化。他说：“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何谓思想解放？就是无论何人向我说道理，我都要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个真知灼见。觉得对，我便信从；觉得不对，我便反对。若奉一人的思想作金科玉律，范围人心，终将阻碍社会的进步。所以“必是将自己的思想脱掉了古代思想和并时思想的束缚”，才能形成独立自由的思想。这里所谓需要摆脱的“并时思想的束缚”，自然就包含了西方的某些思想在内。所以，梁启超又进而提出了思想解放必须讲究“彻底”的概念。他说：“提倡思想解放，自然靠这些可爱的青年。但我也有几句忠告的话：‘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的”。“我们须知，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我们又须知，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们驳得个水流花落。就算他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真’呀！”[5]梁启超所谓在欧洲已成“陈旧”被人驳得“水流花落”，而在中国却仍被奉若神明的“新思想”，显然是指欧洲正在衰退的理性主义。稍加体察，我们不难发现，梁启超的上述言论实际上是直接对着胡适说的；尤其是他引马克思、易卜生说事，很容易使人想起胡适在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曾讽劝人们不应相信“主义”而被马克思牵着鼻子走，而他自己却又十分推崇易卜生，写过《易卜生主义》的长文。
应当说，自欧战起，国人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的心理便渐生动摇。例如，早在1914年《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即著文指出：“世人愿学神仙，神仙亦须遭劫”，[6]西方文化显露弊病，这绝非吾人的偏见。不过，这些都还仅是一种观感，尚非一种理论上的自觉。而梁启超提出，思想解放须“彻底”，受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对，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同样是不应该的；则是进一步在观念层面上，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此一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评判的态度”，即思想解放的原则进一步拓展了。这自然大有益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稍后，张崧年有文批评胡适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全盘肯定西洋近代文化，否定中国文化，他说：“中国旧有的文明（或文化），诚然许多是应该反对的。西洋近代的文明，也不见得就全不该反对，就已达到了文明的极境，就完全满足人人的欲望。但反对有两个意思：一为反动的，一为革命的。我以为囫囵地维护或颂扬西洋近代文明，与反动地反对西洋近代文明，其价值实在差不多。我以为现代人对于西洋近代文明，宜取一种革命的相对的反对态度。”[7]张崧年的所谓“革命的相对的反对态度”，就是“评判的态度”。这与梁启超的思路是一脉相通的。
其二，反对“科学万能”论，强调科学与人文必须并重。
由于梁启超的好友张东荪、张君劢都是通晓西方哲学，后者更是研究柏格森生命哲学的专家，因此，梁启超诸人在游欧前对于西方反省现代性的思潮，实际上已经有所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