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精液是从哪来的？”
“那些红肿是怎么造成的？”
“谁脱的你的内裤？”
“谁？”
她把马克杯放在桌上，两只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她想问。
她有一千个问题想问。
她想冲上楼推开儿子的房间门，抓住他的肩膀，盯着他的眼睛问他：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
你有没有碰我？
你有没有在我不知道的时候碰我的身体？
你有没有把你的……
她问不出口。
因为如果她问了，就意味着她在怀疑。
怀疑她十八岁的亲生儿子在她昏迷的时候强奸了她。
这个怀疑一旦被说出口，不管答案是什么，她和儿子之间的关系都会被永远改变。
如果他没做，她就是一个疯了的、龌龊的、在心里用最肮脏的想法侮辱自己亲生骨肉的母亲。
如果他做了……
她不敢想如果他做了会怎样。
她也不能去问丈夫。她没法拿起手机给林建国打电话说”建国，我昨晚被人操了，你知不知道是谁”。她说不出这种话。她是大学副教授。她是顾雪晴。她的名字在滨城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名录上排在第三位。她每周二下午在阶梯教室给两百个学生讲《诗经》中的爱情与婚姻。她不可能对任何人说出”我被人在自己的床上强奸了但我不知道是谁”这种话。
报警？
她的大脑在闪过这个选项的时候，整个人像是被电击了一样。
报警意味着警察。
意味着笔录。
意味着身体检查。
意味着DNA比对。
意味着她要躺在冰冷的检查台上，让一个陌生的法医掰开她的腿检查她被操肿的穴口，然后用棉签伸进她的阴道里提取残留的精液。
意味着她的丈夫会知道。
她的儿子会知道。
她的同事会知道。
她的学生会知道。
整个滨城大学都会知道。
“顾教授被人强奸了。”
“就在她自己家的床上。”
“她老公阳痿，所以不是她老公干的。”
“那是谁干的呢？”
不。
绝对不能报警。
她把手从脸上放下来，看着桌面上那杯已经凉了的牛奶，眼眶是干的，没有眼泪。
她的眼泪在浴室里已经流完了，或者说，她的大脑在经历了最初的崩溃之后，已经启动了某种自我保护机制，把情绪暂时封存了起来，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麻木的外壳在运转。
她端起杯子，把剩下的牛奶一口气喝完了。凉掉的牛奶滑过喉咙，带着一种寡淡的甜味。
然后她站起来，把杯子拿到厨房洗了，放进碗架里。
她打开冰箱看了一眼，拿出了几个鸡蛋和一把小葱，开始准备午饭的食材。
她的动作机械而流畅，切葱花，打鸡蛋，加盐，搅拌，就像过去无数个周日的上午一样。
她在用家务填充自己的大脑。用切菜的声音、打蛋的声音、搅拌的声音去覆盖那个在她脑海中不断回响的问题。
但那个问题像一颗钉在木板里的钉子，不管她用多少层声音去覆盖，它都在那里，尖锐的、冰冷的、不可忽视的。
昨晚，在她身体里肆虐的那个人。
她不敢问任何人。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