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峰站在新宿站东口的十字路口，看着霓虹灯下涌动的人潮，感觉自己是这座城市里最孤独的存在。
四十三岁，某跨国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被派来东京总部“交流学习”两年——听起来光鲜的头衔背后，是每月一百二十万日元的高额津贴，还有一间位于港区白金台的高级公寓。
公司安排的司机每天接送，出入银座的会员制酒吧，在六本木的米其林餐厅宴请客户。
所有人都羡慕他，妻子在视频通话里总是叮嘱“别太辛苦”，上高中的儿子只会问“爸爸什么时候带我去秋叶原买手办”。
但没有人知道，每个夜晚回到那间六十平米的公寓，林峰面对的只有冰冷的智能家居系统和窗外永远闪烁的东京塔。
衣柜里挂着的西装价值抵得上普通上班族半年工资，酒柜里的山崎25年威士忌一瓶就能支付老家一套房的首付，可这些都无法填补内心那个越来越大的空洞。
他记得三个月前来东京的第一天，站在涩谷全向十字路口，看着数百人同时过马路的壮观景象，心中涌起的是征服世界的豪情。
现在，他只觉得那些匆匆而过的面孔都戴着面具，包括他自己。
手机震动，是妻子发来的微信：“老公，今天妈又催二胎了，我说你在国外忙，等回来再说。儿子这次月考进了年级前五十，想要奖励。你那边几点？记得吃饭。”
林峰盯着屏幕看了十秒，回了一句：“刚开完会，正要吃。儿子要什么直接买，钱不够跟我说。”
他熄灭屏幕，把手机塞进口袋。
其实现在才晚上八点，所谓的“会议”不过是和两个日本同事在居酒屋喝了三杯啤酒，听他们抱怨公司年功序列制的僵化。
那些抱怨在他听来矫情得可笑——至少他们下班后能回到有家人等待的家中。
林峰漫无目的地沿着靖国通往歌舞伎町方向走。这条路他走过无数次，从最开始的新奇到现在的麻木。
歌舞伎町的霓虹招牌永远不知疲倦地闪烁，牛郎店的年轻男孩们穿着夸张的西装在街头揽客，无料案内所的招牌女郎对着每个路过的男性抛媚眼。
“先生，想找点乐子吗？”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凑过来，手里拿着一沓照片，“我们有中国女孩、越南女孩，都是学生，很干净……”
林峰摆摆手，快步离开。
这不是他第一次被搭讪，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刚到东京时他还曾好奇地跟着去过一次所谓的“高级会所”，结果发现不过是装修稍好的风俗店，那些自称“女大学生”的女孩演技拙劣，机械的流程让他感到更加空虚。
他需要的不只是性，而是某种能够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感觉。
走到花园神社附近时，林峰决定拐进一条相对安静的小路。
这里离歌舞伎町的主街只有一百米，却像是两个世界。
传统的日式居酒屋亮着暖黄的灯笼，几个上班族坐在店外的长凳上抽烟，空气里飘着烤鸡肉串的香味。
“呐，你看那个大叔，感觉好孤单哦。”
清脆的女声从身后传来，说的是日语，但带着关西腔的软糯。林峰的日语水平足够日常交流，他下意识回头。
街灯下站着两个女孩。
左边的那个染着一头耀眼的金发，在脑后扎成高高的双马尾，发梢挑染了粉紫色。
她穿着黑色皮质短夹克，里面是露出肚脐的紧身白色背心，下身是破洞牛仔裤，裤腿卷到脚踝，露出脚踝处的纹身——一只小小的蝴蝶。
脸上化着浓妆，夸张的假睫毛下，眼睛大而明亮，正毫不避讳地打量着林峰。
右边的女孩则是黑长直发，发质好得在灯光下泛着光泽。
她穿着米色针织开衫，里面是碎花连衣裙，裙摆到膝盖上方十公分，脚上是白色短袜和黑色乐福鞋。
妆容清淡，只在唇上涂了水红色的唇釉，看起来比金发女孩小一两岁，气质也更温婉——如果忽略她此刻正挽着金发女孩的手臂，眼神同样大胆地看向林峰的话。
两人都背着印有名牌logo的包包，林峰一眼认出是香奈儿今年新款，中国市场售价超过三万人民币。
“大叔一个人吗？”金发女孩主动开口，这次她换成了略带生硬但发音清晰的中文，“你看起来……很寂寞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