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魏以降，士人对“起家官”日益重视，它逐渐成了身份高下的重要标志之一。以至于有起家官品，高于所迁官品之事，如袁侃由五品之黄门侍郎迁为六品之尚书郎。但如起家为尚书郎，则觉逊黄门侍郎一等。《三国志·魏书·王弼传》注引《王弼传》:“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何)晏……议用弼。时丁谧与晏争衡，致高邑王黎于曹爽，爽用黎。于是以弼补台郎。”“然弼为人浅而不识物情，初与王黎、荀融善，黎夺其黄门郎，于是恨黎。”而《北堂书钞》卷五八引《傅子》:“王黎为黄门郎，轩轩然乃得志，喧喧然乃自乐。”是由黄门郎转尚书郎则可，如径为台郎，则觉逊“黄散”一筹。
总之，曹魏时王朝选官格局开始发生深刻变动，权贵高门子弟通过一些五六品内侍、郎官、东宫官等直接入仕，由此获得了占有要职优位的优越途径。较之孝廉察举，这种仕途的特点是，第一，凭借父祖官爵权势便可轻易猎得，既无“试职”“累功”之法，又无经术笺奏之试，亦不须仕郡仕县为“乡部亲民之吏”;第二，入仕起点高，起家便为五六品官僚，而孝廉举前已先仕郡县，举后所拜亦不过八品之郎中；第三，资望清华，升迁便捷，孝廉郎中一般不过补令长，而“黄散”等却可依制“出据州郡”。
那么,这种清官入仕迁转之途的兴起，就必然对察举作为士人入仕正途的旧日地位构成挑战，使之作用和重要性为之下降。而王朝企图以察举之“贡士以经学为先”遏止浮华玄虚之风，从而使本、末、名、实归于一致的努力，当然也就不能成功。同理，曹魏时太学始终不能崇隆，考课在事实上亦无法贯彻。这与“清途”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清官入仕迁转之途或“清途”,是士族政治的组成部分，是随士族阶层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士族的形成与特征，既然在于“名士”因素与“官族”因素的合一，那么相应地，也必然有同时体现了“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的选官途径出现与之相适应。“清途”最初是为了优遇名士，不久又为权贵子弟垄断；而我们观察那些由“黄散”等入仕的贵公子们，如何晏、夏侯玄、钟毓、王肃、杜恕等，大抵都是以才华智慧显名于时的名流。
而且，“清途”之所以名之为“清”,这也不是偶然的。在汉代，“清”就已渐成为称述名士群体之独特素质的常用语词了：其同类称“清流”,其节操称“清节”,其谈辩称“清谈”,其政治批评称“清议”;李膺赞荀淑“清识难尚”;孔融赞杨彪“四世清德”;周兴“清厉之志，闻于州里”;“范滂清裁，犹以利刃齿腐朽”。世入魏晋，名士与官族有合一之势，于是，“清”就既可用以称述名士之品格素质，如阮咸之“清真寡欲”,王导之“识量清远”,王羲之之“清贵有鉴裁”;又可用以赞美士族之门第，如《魏书·咸阳王禧传》称“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清修之门”即士族高门。那么,用“清”以区别士族习惯的起家迁转之官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又如“清华”,既可指文采，如《晋书·左贵嫔传》中之“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又可指士族高门，如《南史·到拗传》中之“此二职，清华所不为”;同时又可指士族依例迁转之官职，如《北齐书·袁聿修传》中之“以名家子历任清华”,又前引《初学记》卷十二称黄门侍郎与散骑常侍“并清华，世谓之黄散焉”。“清”这一语词的作用，同时标示出了士族在文化、门第与仕官上的独特性。
当然，曹魏时期“清途”之类说法尚不普遍；前述那些“清途”诸职，尚未成为权贵高门的垄断之位，只是说他们有更为优越的条件由之入仕，但一些普通士人凭借才学有时也可以厕身其间；也不是说贵公子们必定要由之入仕，其他官职只要品秩不低，他们也乐于由之起家。但自晋以下，“清官”“清位”“清职""清选""清贯”之类词语使用渐多，官位清浊有异、起家方式有别的观念日益发达。原其所始，曹魏时期的上述变化，为其滥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