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排拒并不是唯一的出路，甚至是不能长久的出路。帝国政府最终离不开知识分子。它需要官僚化的知识分子以意识形态去维护专制统治，需要他们的政治思想和规谏调节能力。官僚机器只是一个工具，操纵它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如果没有士大夫们的意识形态及规谏调节活动的经常性制约，那么这一政权就可能经常地出轨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动乱。同时，专制皇权还需要利用考试制度促进社会流动，以抑制门阀化倾向。这种倾向在周隋间日渐显露，军功官僚贵族们正在成为新的门阀。他们依门荫入仕的子弟短期内或许还能保持将才和吏才，但优越的特权早晚要使他们腐化。
最为简单的一点是，帝国政府需要知识分子的知识。即使这种知识的特定形式与内容，曾被周隋统治者认为是不合于甚至是妨害了官僚政治，但知识仍然只能由知识群体提供。或许有人提出，考试制度在形式上与官僚制完全吻合，形成矛盾的只是考试内容，那么王朝建立一种以行政技能为内容的考试制度，岂不就两全其美了吗?但是这事实上只是一厢情愿。至隋唐之时，文章早已是“不朽之盛事”,经术亦是“君人之大道”。尽管章句注疏与诗赋策文，与兵刑钱谷之实际政务并不直接相合，但帝国统治者绝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知识群体的文化风尚与知识结构，尽管他们有时能够给予重大影响。事实上王朝也设置了以具体行政技能为直接考试内容的科目，但其影响是相当有限的。①
经术文辞是否与行政事务截然对立呢?未必如此。至少，它们代表着阅读和写作能力，这在教育低下的古代，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进之，要精通经术文辞，就必须研读经史，而经史之中包含着历史经验和政治思想，这绝对是帝国政府不可或缺的。最后，王朝行政固然是高度复杂的，但并没有复杂到以经术文辞见长的知识分子不能掌握的程度；一般说来，经过系统学习者相对地总是具有较高智力，较有才能的文人儒生，完全有可能同时承担起文化职责与行政职责。那种既能经邦治国，又有诗文论著传世的杰出人物，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江左王朝“学业”与"世务”的脱节，并不完全在于“学业”本身，更在于士族政治给予士族文人的优越特权。换一个政治文化环境，同样的“学业”就可能有不同的结果。
周隋统治者排拒“学业”的方面，归根结底仍是皇权不够强大，官僚政治不够稳定的表现。如果皇权足够地强大，官僚政治亦足够地成熟，就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化解“学业”与“世务”的矛盾。
科举制度产生了。这一制度采用的考试内容与评价标准，依然适合于知识群体的文化风尚和知识结构，以吸引尽可能多的士人趋向朝廷。但在士人进入政府担任文官之后，强大完善的官僚制度，有足够的能力迫使其努力熟悉并严格依照文官规范进行工作。在入仕之前，士人已明确了经邦治国的目标，意识到未来的任务，并据之预先调整自己的观念与行为；入仕之后，则有各种激励、惩戒、考绩、迁黜等方式与手段，使其不得不将自己纳入官僚政治的运转机制之中去。至于公干之余的文学创作或学术研讨，只要不妨碍职事，帝国政府也就听之任之了。由之，知识分子的知识，便有效地转化为文官的行政技能。简言之，科举制这种以诗歌文章的清新优美，以古代典籍的精通谙习来选拔处理兵刑钱谷、考课铨选等行政事务的文官的奇特制度，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且有效地维持下去，就在于它是选官时“取之以文”而用官时“课之以能”。
“以文取人”还带来了另一项社会效果，它不仅淡化了“以德取人”,而且还充分地淡化了“以名取人”。这也直接地涉及了帝国政府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关系格局。汉末的“以名取人”,反映了知识群体的发展，业已超过专制权力与理性行政所能接受，所能控制的程度了。但科举制却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它是以一项知识的检验，而不是以社会名望的大小来擢第取人的。在察举制下，士人求仕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举主的个人意志；但在知识群体充分发展、士林舆论支配了选官之时，士人又可“坐作声价”,高自标置，王朝反而要虚己备礼求贤于山林。而在招考与投考制度之下，求职之士人皆可依制报名参试，原则上已不甚须仰权势鼻息；但如果仅仅具有才艺声望而不主动投考，那么又很可能老死牖下亦无人问津。士人只有主动靠拢朝廷，付命运于科场一搏。其入仕资格虽已有稳定保障，其社会地位则须由朝廷以科举功名形式给予；其独立人格，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不为王朝所承认了。
严格地说，考试只能检验一般知识水准，却未必能够真正确定知识分子的文化成就。科举考试之内容固然是面向知识群体的，但考试之形式所根据的又与官僚制度的选官原则相同。王朝固然希望把最出色的知识分子牢笼于自己的羁束之下以供役使，但官僚行政实际所需的，只是一般知识水准，而非精微卓绝的文化成就。总之，知识分子与帝国朝廷，在长期的发展之中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在此双方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但较之察举制，二者的关系显然已更为密切、稳定，也更为制度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