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幼好学，有清才。梁简文在东宫，正见年十三，献颂，简文深赞赏之。简文雅尚学业，每自升坐说经。正见尝预讲筵，请决疑义，吐纳和顺，进退详雅，四座咸属目焉。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国左常侍。
又《周书·蔡大宝传》:
大宝少孤，而笃学不倦。善属文。初以明经对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国左常侍。尝以书干仆射徐勉，大为勉所赏异。乃令与其子游处，所有坟籍，尽以给之，遂博览群书，学无不综。
又宇文道《庾子山集序》叙庾信生平：
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虽桓骅十四之岁，答宿客之诗，鲁连十二之年，杜坚离之辨，匪或斯尚同日语哉!玉墀射策，高等甲科。
庾信《哀江南赋》“王子滨洛之岁，兰成射策之年”句，即叙此事。上句言其年方十五，下句记其射策之事。兰成，庾信小字。其时约在梁武帝大通元年。
以上之五人，其对策均在梁武之世，天监八年五月诏颁行之后。他们之对策，既非因察举，亦未入官学，而且这不像是史传漏记或省略。岑之敬是在家自学《孝经》等典籍；徐伯阳是利用家中的丰富藏书自学史书；张正见亦是自学，尝预太子经筵；蔡大宝是得到徐勉的赏识并利用其家藏书与其子共学；庾信年十五侍东宫讲读，同年参加射策。他们都以策试入仕。
又《陈书·儒林戚衮传》:
衮少聪慧，游学京都，受《三礼》于国子助教刘文绍。一二年中，大义略备。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礼》、《礼记》义，衮对高第，仍除扬州祭酒从事史。
戚衮陈太建十三年卒，时年六十三，推知其对策之时约在梁武帝大同三年。又《陈书·儒林王元规传》:
元规少好学，从吴兴沈文阿受业。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经》、《论语》、《丧服》。梁中大通元年，诏策《春秋》,举高第，时名儒咸称赏之。起家湘东王国左常侍。
这二人亦以明经策试出仕。戚衮受学于国子助教刘文绍，王元规之师沈文阿亦国子助教、五经博士。但我认为这二人为私人从师，实未入官学。南朝史籍言从某人受业，一般是指私人从师；而进入官学，则称“召补”。
齐、梁国子生40余例，凡入学皆言“召补”或“选补”,或径言"为""选",还有一例称“起家”,无一例言“从某人受业”,辞例明显有别。如《陈书·张讥传》:“年十四，通《孝经》、《论语》,笃好玄言，受学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为先辈推伏。梁大同中，召补国子正言生。”国弘正亦国子博士，然张讥初以私人从师，不在学籍，故称“受学于某”,后得入国学为生，遂言“召补”,足为一证。时国学学官于学内讲授之余，又常于私室授业。如《陈书·沈德威传》:“转国子助教，每自学还，私室以讲授，道俗受业者数十百人，率常如此。”戚衮、王元规大约就是这种国学学官的私门弟子。次之，国子生策试由个人申请，学司批准，无须诏敕。而戚衮、王元规却是由梁武帝诏敕而策试的，更见他们与国子生不同。他们二人也当属自学就试之列。
以上7人，日人宫崎市定氏《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二编第四章“学馆与试经制度”中，提到了戚衮、王元规、岑之敬、徐伯阳、张正见5人。但他说，当时大概不会准许五馆生以外的人也参加策试，这5人中必有若干为五馆生。然而我以为，当时允许五馆生以外的人参加策试，是完全可能的。早在西晋，就有使“白衣”与诸生同时参加射策试经的制度了，其法非始于梁。天监四年梁武帝诏已规定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而通经与否是要经过策试才能得知的；天监八年五月诏又规定凡通一经者策实之后皆可叙录。由此可以相信，明经策试的范围不会只限于五馆。从以上7人的有关记载看，他们并没有曾为五馆生的迹象。退一步说，他们之中即使有若干五馆生，却不可能全为五馆生。例如张正见、庾信曾侍太子讲读，戚衮明记为从国子助教刘文绍受业，他们显然就不会是五馆生。总之，这7个人为自学应试者之可能性为最大。又宫崎市定说戚衮、王元规以诏敕应试，近于制举。但我认为，他们二人按通经策实叙录的定制申请考试，这与特诏举人并不相同。
《颜氏家训·勉学》记：“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明经求第，则顾人①答策。”这种“明经求第”,大约就是上述那种学馆以外的明经考试。因为梁时国子学仅300余人，有学官管理，入学一年以上方可应试，考试又采用口试之法，主试者对被试者之风神器局又颇注意(《陈书·袁宪传》记到溉语：“昨策生萧敏孙、徐孝克，非不解义，至于风神器局，去贤子远矣!”),那么雇人冒名代为应试，就是颇不可能的。而学馆以外的明经策试用笔试(这从《陈书·岑之敬传》记其试毕“梁武帝省其策”语就可得知),就有可能请人代答了。《通典》卷十六《选举四》记沈约天监中语：“今士子繁多，略以万计，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国学员额有限，管理严格，许多未得进入国学又无学术的贵游子弟，大约就参加了那种面向自学者的明经策试——当然每每是“顾人答策”的。
如果以上推测尚无大谬，那么梁代除了察举、学校二途之外，就还存在着自学之人申请策试入仕之途。而且这种考试也面向“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无门第限制。岑之敬、戚衮都非高门，张正见之父为北魏降人，王元规为破落士族。这种明经策试，较之晋代“白衣”试经拜郎之制，显然又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而与王朝设科而士人投考的科举制度，更为接近了。
总之，南朝考试程式的严密化，“以文取人”原则的强化，秀孝与举主关系的疏远，以及自由投考制度的萌芽，都构成了察举、学校制向科举制发展的中间环节。尽管这一转变在南朝还没有，并且也不可能完成，但这仍然为科举制度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与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