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政权在采用察举选官制度之时，大致沿用承袭了两晋南朝的考试程式，但大同之中亦有小异。从北魏、东魏到北齐的考试之法具有连续性，在此一并叙述。
北朝察举之中，秀才、孝廉二科是基本科目。秀才主要考试文学辞采，孝廉则主要考试经术章句。《魏书·崔亮传》记刘景安语：“朝廷贡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是秀才试文而孝廉试经。又同书《邢峦传》:“有司奏策秀孝，诏曰：秀孝殊问，经权异策，邢峦才清，可令策秀。”是主考秀才者，亦须选择文才清逸者，那么策试孝廉者，自然要经学渊博之士了。
《隋书·礼仪志》记云：
后齐每策秀孝，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考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皇帝常服，乘舆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其有脱误、书滥、孟浪者，起立席后，饮墨水，脱容刀。
又《通典》卷十四《选举二》亦引及此文，文字略异，并称“北齐选举，多沿后魏之制”。据此，北齐此制，当沿袭北魏而来。
皇帝亲临朝堂策试秀孝，魏、齐皆有其事。如《魏书·高祖孝文帝纪》太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帝临思义殿，策问秀孝。”同书《灵皇后胡氏传》:“又亲策孝秀、州郡计吏于朝堂。”又《北齐书·武成帝纪》河清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诏临朝堂策试秀才。”君主亲临朝堂策试，表示了王朝对这种面向汉族士人的选官制度的重视。
《隋书·礼仪志》“集书策考贡士”句，严耕望谓应作“集书策孝廉”之讹①,其说是。其上下文明记所叙为“策秀孝”之制，则孝廉应有策试主司；又秀孝皆为“贡士”,不当于秀才、廉良之外别有“贡士”。“考”当作“孝”,“贡”当作“廉”,“士”字误衍。故集书省之所策，应为孝廉。《通典》又删“考”作“集书策贡士”,亦误。
《隋志》又言“考功郎中策廉良”,“廉良”不知为何事。汉有“廉吏”科，晋有“良吏”科，但北齐之“廉良”,似与此不同。宫崎市定释之为郡国计吏，颇有道理。②《隋书·礼仪志》四又记北齐考试计吏之制：
正会日③,侍中黄门宣诏劳诸郡上计。劳讫付纸，遣陈土宜。字有脱误者，呼起席后立；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无可取者，夺容刀及席。既而本曹郎中考其文迹才辞可取者，录牒吏部，简同流外三品叙。
此处所记计吏笔试及惩罚办法，与前述秀孝、廉良策试之惩罚办法，完全相同。又前引之《魏书·灵皇后胡氏传》,有“亲策孝秀、州郡计吏于朝堂”语；同书《高祖孝文帝纪》太和七年春正月庚申诏，有“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语。是北魏与秀孝同策者，确实还有计吏。
这种计吏笔试之法，始于西晋。《晋书·王浑传》记惠帝“尝访浑元会问郡国计吏方俗之宜”,王浑答曰：
旧三朝元会前计吏诣轩下，侍中读诏，计吏跪受……可令中书指宣明诏，问方土异同，贤才秀异，风俗好尚，农桑本务，刑狱得无冤滥，守长得无侵虐。其勤心政化兴利除害者，授以纸笔，尽意陈闻。以明圣指垂心四远，不复因循常辞。且察其答对文义，以观计吏人才之实。
奏上“帝然之”。据此推测，北齐之“廉良”,名目取自“廉吏”与“良吏”,而其身份，此时就是州郡计吏。计吏考试之主持者，是侍中、黄门；擢第之“本曹郎中”,当即尚书吏部之考功郎中，所以又言“考功郎中策廉良”。考试内容是“陈土宜”,同于西晋王浑之所议。从叙官时“简同流外三品叙”来看，计吏的身份官资是较为低下的。
《隋志》称“中书策秀才”,据前引《魏书·邢峦传》,有诏令邢峦策秀才之时，他正为中书侍郎。又同书《孙惠蔚传》:
太和初，郡举孝廉，对策于中书省。时中书监高闾宿闻惠蔚，称其英辩，因相谈，荐为中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