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判断，习近平从全球发展现状出发，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②,十分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的基本命题，并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建议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是要坚持发展优先理念，把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二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三是要坚持普惠包容；四是要坚持创新驱动，携手实现跨越发展；五是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因此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同时中国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六是要坚持行动导向，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基于以上关于促进全球发展的基本要点，习近平还倡议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发展指的是一个国家(地区)逐渐从不发达状态转变为发达状态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是全方位的，但不同因素在变化过程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不同时期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说某个国家或社会处于不发达状态或不发达阶段时，一般是指整体的发展水平较低，各方面都不发达，如经济、社会、制度等；但我们不能说各个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因为人的需求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相同的，心理学家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人或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是有差别的，一般在发展的初期物质的重要性更强一些，因此在任何国家处于不发达状态时，最重要的是要想办法首先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尽可能快地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如吃穿住的需求，而这些都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
因此，当我们提到发展导向的时候，一般越是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就会越重视经济发展，以尽快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总体而言，发展导向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发展导向为例，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年的25年间，全球发展的基本导向就是经济发展，目标是争取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但大约从1970年开始，人们开始思考新的发展导向，于是在1974年，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霍利斯·钱纳里发表了《增长中的再分配》研究报告①,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从单纯地强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转到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分配机制的公平合理性问题，尤其是要关注和解决穷人的问题；1981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也发表著作②,倡导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以社会一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新发展观；1990年，世界银行开始重视为穷人提供社会基础设施的问题如教育、医疗卫生等③;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年开始用收入水平(国民收入)、受教育程度(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寿命(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三个指标，计算出一个综合指数，衡量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称之为“人类发展指数”,并为世界广泛接受，因此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导向就转向了人类发展导向的全球发展新阶段。
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从2016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从而开启了世界各国采取行动实现联合国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阶段，从而全球发展导向又转向了可持续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