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初年契丹人并没有多少节烈观念，那时结婚离异、再娶再嫁都是比较随便的，没有什么道德规范的约束，自然也无所谓节烈观念。到了辽代中后期，汉人儒家的纲常礼教也传入了契丹人中，三从四德之类的说教便成了契丹族妇女所必须恪守的信条，许多妇女宁愿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在丈夫罹祸或死亡之后，守节不嫁，如耶律奴之妻萧氏系皇室公主之女，耶律奴因道宗朝太子被废受到权臣耶律乙辛诬陷而流放乌古部，道宗怜惜萧氏乃金枝玉叶，便劝她离婚再嫁，她拒绝说：“陛下以妾葭莩之亲，使免流窜，实天地之恩。然夫妇之义，生死以之。妾自笄年从奴，一旦临难，顿尔乖离，背纲常之道，于禽兽何异？幸陛下哀怜，与奴俱行，妾即死无恨！”[5]道宗听了，甚为感动，同意她与丈夫一起到达贬所。又如耶律术者之妻萧氏，系国舅孛堇之女。术者死后，她对别人说：“夫妇之道，如阴阳表里。无阳则阴不能立，无表则里无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6]后来自刃而卒，为夫殉葬。
孝道是儒家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辽代，对父母尽孝已成为契丹人普遍遵守的道德规范。首先是统治者起了表率作用，如辽太宗耶律德光“性孝谨，母病不食亦不食，尝侍于母前。应对或不称旨，母扬眉而视之，辄惧而趋避，非复召不敢见也”[7]。《契丹国志》的这一段记载，是耶律德光称帝之后的事，他以九五之尊，见了母亲还要趋避，母后不召，不敢来见，这种崇敬畏惧心情，说明是很孝顺的。他出兵颠覆后晋，住在汴京，“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国中酒馔脯果赐帝，贺平晋国。帝与群臣宴于永福殿，每举酒，立而饮之，曰：太后所赐，不敢坐饮。”[8]尽管母亲距汴京有千里之遥，只是遣人送东西，仍然站立饮酒，以示对母亲的孝敬，即使在汉人皇帝中，也是不多见的。又如辽圣宗刚亲政一月，其母暴崩，他“哀毁骨立，哭必呕血”。埋葬之后，群臣劝他改元，他说，改元乃是吉礼，居丧改元，乃不孝之子。群臣说，改元是尊古制，古代帝王，均是如此。他说：“吾契丹主也，宁违古制，不为不孝之人。”[9]坚持不肯改元。
其次是契丹统治者号召、鼓励臣民百姓对父母、长辈尽孝。如辽圣宗在统和元年（983年）就宣布：“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如父母在堂而分爨析居者，以有罪论处：“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10]开泰元年（1012年）下诏：“前辽州录事张庭美六世同居，仪坤州（内蒙翁牛特旗西北）刘兴胤四世同居，各给复三年。”[11]因六世同堂、四世同堂而各免三年徭役，表明辽朝统治者很注意褒美父慈子孝，家庭和睦的人户。至于“礼高年，惠鳏寡，赐酺饮”[12]的事就更多了。圣宗时有一个原籍北宋的汉族官员，因偷越国境回宋而被捕，按律当斩。那人说，他之所以逃亡，是因为父母兄弟俱在南朝，每一念及，涕泪涟涟。圣宗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为他开脱说：“今为思亲，冒死而亡，亦孝子用心，实可怜悯”[13]，特为赦免。圣宗对高年妇女格外优渥，下诏：“妇人年逾九十者，赐物。”[14]辽朝的第四代皇帝穆宗“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15]，是个昏君，但却很注意尊老敬老，应历十八年（968年）下诏，有才能者不次擢用，“老耄者，增俸以休于家”[16]。对于不尽孝道者，则严惩不贷。如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十二月，“皇族十公悖母，伏诛”[17]。十公其人怎样忤逆不孝，对母亲不敬，史无明文，但大概情况非常严重，才被砍了头的。又如耶律滑哥蒸其父妾，惧事情败露，又杀其父，太祖阿保机即位后，滑哥又参与太祖诸弟的叛乱，太祖说：“滑哥不畏上天，反君弑父，其恶不可言。诸弟作乱，皆此人教之也。”[18]下令将他杀死。景宗时耶律陈哥“谋杀其父，举兵作乱”[19]，被车裂于市。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这些例子说明，辽朝统治者对不孝父母或戕害父母者惩罚是很严厉的。
鱼鳞纹银壶（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