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夏、金、元代时期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交融汇合，是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一个特色。
草原文化为什么能与农业文化汇合？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契丹、女真、蒙古人占领汉族地区后，为了统治下去，就不能照搬草原地区的治理方式，而必须另辟蹊径，采取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统治；二是实践证明，农业文化优于草原文化，比较落后的文化向先进的文化看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相互汇合交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不是人为的结果。
从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可汗到元顺帝逃出大都的四个半世纪中，战祸频仍，兵燹不断，这些战争既给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造成了灾难，又给草原文化与中原地区农业文化的融合和交流提供了契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吸收的催化剂。诚如已故的翁独健教授所说：“当民族间经济、文化正常的或和平的交往受阻，往往是通过战争来打开和加强的。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接受汉族的经济文化和汉族吸收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也往往是通过战争达到和加速的。”[8]
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汇合的过程也是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学习的过程。在这一点上，辽、西夏、金、元诸朝有许多共同之处：
（一）崇尚儒学
辽代在耶律阿保机称帝不久，便确立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将尊孔崇儒定为基本国策。阿保机的继承者对这一国策凛遵不移，至道宗朝已经发展到了“礼乐交举，车书混同”的高度，契丹民族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去改造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契丹人的汉化程度日益加深。金朝也以儒家思想为统治人民的基本思想，熙宗重视儒家经典，海陵王父子皆从儒者学习，世宗、章宗时儒学更加蓬勃发展，亡国之君哀帝在颠沛流离中仍“敦崇儒术”，二程学说与南宋朱熹之学在金朝境内得以广泛传授。西夏的10个帝王中，从元昊时期起，就加强了对儒学思想的吸收，毅宗时儒学在西夏有了更大影响，惠宗提倡汉文化，崇宗时设立国学以教授儒学，至第五代皇帝仁宗时，把儒学发展到了极致。他下令尊孔子为文宣帝，在各州郡立庙祭祀，建立大汉太学后，他又亲临太学祭奠先圣先师，这种崇儒风气，与中原相比也毫不逊色。在元代儒家的地位虽居于释、道之下，但对儒学还是相当重视的。蒙古人开始不知道儒者的用途，俘虏到儒士后，往往罚他们去做苦役，后来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恢复了孔子、孟子庙的祭祀，孔子的后裔也都封了官职。各少数民族政权推崇儒学，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大康通宝”铜钱（辽）
（二）重用汉族儒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