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们而言，伦理学和宗教所从属的人类生存的文化维度，具有一种被隐藏的意义，它需要一个特别的辨读模式，揭开面具的方式。由于一种特别的掩饰行动，这种掩饰行动向意识探究掩盖宗教的真实起源，宗教就有一种信仰者所无法认识到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宗教需要一种适应其掩饰方式的解释技巧，即一种把幻想解释成有别于认识论意义上的简单谬误或日常道德意义上谎言的解释。幻想本身是一种文化功能，它预先假定：我们意识的公开意义遮掩了真实意义，只有批判的不信任眼光、怀疑的眼光才能达到这些真实的意义。
尼采和弗洛伊德已经以类似的方式展开了一种还原性的解释学，它同时是一种语文学和谱系学。就我们意识的文本可比作一个在其表面之下亦写有另一文本的隐迹纸本而言，它是一种语文学、解经和解释。辨读这个文本，是这种特殊解经的工作。但是这解释学同时也是一种谱系学，因为文本的曲解源自于力量、冲动以及反冲动的一种冲突，而我们必须彰显这冲突的起源。显然，这不是一种年代学意义上的谱系学；即使当它诉诸历史阶段时，这种发生也并不回复到时间性的起源，而毋宁是回到一个可能的中心，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回到一个作为伦理和宗教价值发源地的虚空空间。谱系学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这个虚空的空间。
尼采把这个真正起源称作权力意志，弗洛伊德称之为利比多。这个事实对于目前的论证来说并不重要。相反，尽管他们的背景、关切甚至意图都有所不同，但他们各自对作为禁令来源的宗教所作的分析却能相互声援。我们甚至可以说，当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起看时，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们每个人。
一方面，尼采表明在所谓的理想中有一个外在于人类意志并且高于人类意志的“场所”。禁忌和谴责便是从这外部或虚幻的高处降到人们头上。但是，这“场所”毕竟是空无。这“场所”起源于那将自己投射到天国的奴性意志的怯弱。语文学的和谱系学的任务便是要把这个理想来源揭示为空无。禁令的上帝就是这个并不存在却是禁令源头的理想场所。这个虚无的领域就是传统形而上学所描述的睿智、绝对善、所有价值之超越的和不可见的源泉；但是，由于这个领域作为理想而言是虚空的，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形而上学的毁灭就必定采取虚无主义的形式。并不是尼采创造了虚无主义，也不是虚无主义创造了虚无；虚无主义是尼采所见证的历史过程，而虚无主义本身也只是那属于幻想起源的虚无之历史表述。这就是为什么虚无并不起源于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更不出自于尼采。就形而上学设定理想和超自然的起源而言，虚无主义是形而上学的灵魂；这个理想和超自然的起源只是表达了对生命的轻蔑、对尘世的诽谤、对本能活力的仇视、弱者对强者的怨恨。就基督教局限于成为“民众的柏拉图主义”、伦理学中的超自然主义的变种而言，基督教成了这种还原性解释学的靶子。最后，著名的重估价值、对价值的颠覆，只是对颠覆的颠覆，只是作为权力意志的价值之起源的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