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忙不迭地在新房子里给家里人写信，信里充满了对丈夫的赞美与欣赏：“十日来，他白天上班，夜间搬家，尚去弄好了此地的医药保险，是个了不起的大勇的男子汉，我太爱他了。我当初嫁他，没想到如此，我们的情感是他在努力增加，我有这样一个好丈夫，一生无憾，死也瞑目。我比起他来，在人格理想上是高他一等，在能干上不及他一半，只有爹爹可以与他相比，但爹爹内向，身体不好，常常自苦。他却没有这种使他痛苦的性格，这是我们陈家的骄傲，有如此一个好女婿。你们一定要更加爱他这个儿子??你们一定会喜欢他，经过此次考验，我对他敬重有加。别人的先生逃出来只一个手提包，脸色苍白，口袋无钱，乱发脾气，他比他们强很多很多。我很欣赏他，粗中有细，平日懒洋洋，有事不含糊。”
不过，虽然连一条床单都没有落在沙漠里，但他们的生活还是受到了战争的影响。JOSE所在的公司倒闭了，没有遣散费，没有失业保险，没有救济金，JOSE失业了。他们与失业的其它同事一起请了律师与西班牙政府打官司，终于获得了每年三十万完的失业救济金。
虽然不工作也不用担心吃饭问题，但是两人在一起并不算开心。三毛的身体不好，出车祸伤了脊椎，因子宫内膜移位，两次开刀手术，子宫流血不止又做了刮宫手术，还因肝病吃药打针。她三十三岁了。想到年龄她常意兴阑珊。JOSE想要一个孩子，她的子宫有宿疾，在治愈之前不能生育。而且，她冷冰冰地告诉他：“我不能在领着失业救济金时还去生孩子。”
她又犯了以前的毛病，给家人写信时，会说到“回想三十三年来的岁月，有苦有乐，而今仍要走下去，倒已是有些意兴阑珊了”“人生的长短和价值都是一样，一旦进入死亡，就是永远的活下去，没什么好悲痛的，请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之类丧气的话，扰得台湾的亲人不无担忧，只好一封封家书去催她回台湾小住。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年，JOSE才又找到工作。送他去机场时，三毛感觉吹在脸上的风都是清爽的。JOSE的新工作是在另一个岛上做海底电缆的装配。九百美金一个月的工资，但是每周机票来回，加上两地开销，可存下的钱便几乎没有。虽然是这样，她还是支持他去，这一年，JOSE因为不用去上班，也没有社交，天天短裤赤膊，如果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就是到海里游泳抓鱼。她感觉他如果再不工作，整个人便会懒散下来，成为西国常见的那种领着失业救济金的青壮年，无所事事的将一生打发掉。她托家人在台湾找工作，甚至自己写信给蒋经国，说JOSE是台湾的女婿，又是西班牙持有潜水师执照的二十八人之一，希望台湾能给他提供工作机会??
而自己，刚刚在台湾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这个，算是是她一九七六的大喜悦。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看到皇冠寄来的自己的书，她又在给家人的信里将什么此生无憾之类的话乱说一通。JOSE不懂中文，但是认得三毛两个字，因为这本散发着油墨香的妻子写的书，他高兴得手舞足蹈。静夜里，三毛一个人捧着书到院里吹着海风轻轻声的哭。这么多年了，她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如果写作算是事业的话。她在台湾所赚的稿费与版税全交给父亲拿着。父母亲不缺她这点钱花，她知道，但是，她希望他们拿着这些钱，因为三十多年来，一直都是她向他们伸手要。
她马德里的房子还没有卖掉，又看中了岛上被称为“小瑞典”社区的房。几番折腾后，终于买下，除了写作之外，她的生活重心都在布置新房上。她的身体差得令人担心，出门旅行只七天，便高烧得无法坐船；腰的毛病也渐渐加重，医生告诉她一生将不可再坐软沙发，只能坐地上或者硬椅，每周还得接受治疗；她动不动就咳嗽，夏天都无法到海里游泳，因为这样会使她的咳嗽加重??
这些日子里她常常想到死。将生活里任何一件事情都看成自己生命的预兆。
德国丹娜丽芙机场飞机相撞的事故，让她想到每个人的归宿都已有定数，是难逃的；小岛上的五十二岁的瑞士邻居早上出门时与她微笑再见，下午游泳之后刚上岸走几步便因心脏病死掉，让她又一次向父母强调人是无常的，关于死一定要预备好，要大家学习庄子妻死而鼓盆唱歌的哲学。
她才三十四岁，但是，她认为，她已经活得太长，太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