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算是清洁的，但是，她显得比其它孩子要成熟，一种神经质的麻木的成熟。在被抽打或者揪眼皮时，她都不肯哭，也不肯说“错了”，只是木然接受。间或抬头看一眼老师，眼神里却是对老师的悲怜。即使让她背向老师，也仿佛能感觉到她身上的那股不调和。这种感觉太让人不舒服了，像是身上粘上一只软软湿湿的虫，只能跳着脚又狠又重地去打落它。
小学生的“减负”那时已经在社会上被提及。有同情孩子的督学常常来校检查。可是，不管督学怎么突击，学校里都会比他更早得到消息。所以，督学听到的是校园里知了沉闷的鸣叫与孩子快乐的歌声，看到的是笑容可掬的老师与机灵好学的学生。
被查得紧的日子里，老师也有办法来对付——一般下午5点钟天色就渐暗了，但是要在7点钟才可以开灯，这样，就不会明显地让人知道孩子们在补习。那样的光线，很容易让眼睛酸痛，起初还能看清黑板上的板书，后来就得连蒙带猜了。
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每一个四季。那样的两年间，三毛不只一次哀哀地对母亲说：“我不要去上学了。”而母亲，能做的只是帮她被鞭出伤痕的手臂涂些药膏，边安慰她：“姆妈过几天给老师送块布，让她不要打。”——那个年代，台湾还没有实施九年国民教育，小学毕业后得通过联考才能上初中。陈家希望三毛能考上台北市第一女子中学，他们像所有的父母一样，认为孩子能进入名校便是对未来的有力保证。台北市第一女中成立于1903年日据时期。1945年台湾光复后改为省立中学，含初中和高中部。这所拥有百年历史的名校被认为是台湾名女人的摇篮——作家朱天心毕业于北一女，并以北一女三年生活写下著名小说《击壤歌》；现台北市长马英九的四个姐妹以及太太和两个女儿七人也皆由北一女毕业；还有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女儿连咏心??
这两年，缪进兰与三毛有着共同的祈祷：“快点渡过联考。”
一九五七年，仿佛是个快乐的年份。这一年，三毛一家搬到了与伯父家隔几条街的合江街，终于告别了寄居在伯父家生活的日子。缪进兰开心地在这套小小的日式房间里走来走去，她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而不是每天呆在厨房，等孩子们都睡下时在他们身边铺床被来睡。从南京到台湾这八年，她几乎成了沉默的厨房里的妇人，连孩子们也是叫伯母“妈妈”，而管她叫“姆妈”。陈家从来都是团结又重视家庭关系的。在重庆生活时，陈嗣庆一家便与兄嫂在一起生活。他与哥哥一起开办律师事务所。搬到南京后，也是两个家庭住在一起，如非父亲陈宗绪那时搬回了舟山群岛的定海老家，那么就会有三代同堂。缪进兰忘记了自己年青时有过什么样的梦想，嫁给陈嗣庆的这十几年，盘亘在她心里的，只剩了一个梦：有自己的家！
三毛也很开心，她在房间里跑来跑去，脚在木地板上踩得“啪啪”有声。她开心的不只是有了新住所，还有，她考上了北一女。
快乐仅仅维持了一个暑假。
那个暑假里，三毛看了很多书，常常到家附近的书店里找书来读。陈嗣庆索性在那个书店里帮三毛预存下一些钱，这样，她便可以将自己喜欢的书带回家去。
三毛看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在南京鼓楼头条巷四号大房子里居住的日子。
那时，她的藏身之处就是二楼的图书室——那间图书室还兼做伯父的女儿明珠表姐的卧室。明珠表姐那时在学校住校，每周才回来一两次。三毛便常躲在那些书架的后面，靠着墙壁翻着书架最底层的图画书：《三毛流浪记》《苦儿寻母记》《格林童话》??才两三岁的她还不大认识字，但是图画里就是另一个世界了。她不厌其烦地将那些画一看再看，并且拿着书去求年龄大一些的哥哥姐姐将故事讲给她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