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是抗拒命令，比如大历三年（768），让安西军离开邠宁，抛弃邠州已经开垦好的土地，建好的屋舍，移镇泾原，军士怒而作乱。
再比如，90年，钱镠命令武勇都去服劳役，挖沟，士兵抗拒劳役作乱。
宝应元年（76），河东节度使管崇嗣“为政宽驰”，对钱粮卡得不紧，慢慢都用各种名目发到了大头兵手里。
朝廷发觉后，派邓景山任河东节度使，查账。但钱都发下去了，你怎么查？
“有裨将抵罪当死，诸将请之，不许；其弟请代兄死，亦不许；请以一马赎死，乃许之。”
诸将怒曰：“我辈曾不及一马乎？”遂作乱，诛杀节度使邓景山。
这三个例子，说明晚唐士兵非常注重自己的利益，并且同气连枝。
后面还有其他类型，比如抗暴，有节度使“为政苛惨”，动不动欺辱乃至杀戮士兵，基本都完犊子了。有人跑路溜走了，还被愤怒的士兵追杀干掉。
此外还有求权、求财，这两类在晚唐与前面两类大概一半对一半，到五代时比例急剧升高，说明士兵们已经从中晚唐时的关注自身利益、抗拒不合理的劳役，开始更多地向求财转变，这也是五代士兵风气急剧恶化的体现。
写这么多，其实想说的是，中唐、晚唐、五代是三个阶段，不要等同看待，士兵的精神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有唐一代，士兵其实非常具有反抗精神，天宝年间就敢殴打判官。不合理的劳役之类一概拒绝，将领嗜杀、欺压底层士兵，下场多半不好。
他们的精神状态、士气都非常不错，该训练训练，该打仗打仗，不服劳役就是不服劳役，谁也别强迫我。钱粮给足，我替你卖命。
这是一种相对健康的状态，谈不上多好，但我想，总比把士兵揉捏得跟面团一样，完全不敢反抗要好。
他们是人，不是机器。面团一样的士兵，面对上级军官的随意**、剥削乃至杀戮，面对文官克扣后勤，他们都不敢反抗，处境艰难。这样的兵，你指望他们反抗外敌吗？不现实。
多说一句，以前有人提到制度。其实你们翻翻明朝的制度，允许文官那么苛待武人吗？恰恰制度不允许这么做。
但文官就敢！一个七品县令，你要多大品级的武将在他面前，才不自卑？游击？参将？副将？总兵？
大家都玩弄这种制度，苛待当兵的，这其实是武人地位低下的体现，也是社会风气和价值观的体现。
宋代有“东华门外唱名方为好男儿”，明代有把客军遛狗一样赶来赶去，不提供粮食。这些事情，其实都是社会风气的缩影。即大家鄙视当兵的，他们地位低下，所以有制度也没人执行。这样一种情况下，士兵们如何保持相对高昂的士气？还有战斗力吗？
把军队当救济院，那是不行的。
把军队当丐帮，也是不行的。
……
再谈一谈所谓的“开国精兵”，主要是说北宋初年赵匡胤这支假的开国精兵。
朱温在攻灭山东二朱之后（897），大力整编军队，汰弱留强，将部队压缩到0万人以内，当时有16-18万步兵、1.8万骑兵。
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进一步整编，置左右龙虎、左右羽林、左右神武、左右龙骧、左右天兴、左右广胜六军，此时已压缩到15万人以内。
9年10月，李存勖奇袭灭梁，但河东实力较弱，兵少，后梁禁军主力去进攻河东本土了，在黄河北岸，未来得及赶回来，后来都投降了，实力未损。李存勖以少量河东兵编入禁军，共分为禁军（还是那六军）、侍卫亲军（银枪效节、铁林、从马直、金枪）两大部分，兵力没有显着的变化，后梁官员、将领大部留任，属于和平过渡。
再后面的后晋、后汉、后周，基本大同小异，汴梁禁军主体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当然，每一代皇帝也都试图整顿禁军，比如吸收藩镇精兵入禁军，开除乃至杀死不合格的将领，但基本都只能有一时之起色，动不了根基。
960年，赵匡胤兵变，夺了孤儿寡母的“鸟位”，你算算，这支汴梁禁军存在多久了？
六十年了！这是开国精兵吗？
其实我们有一个绝好的参照对象：神策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