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因为它涉及如何把握意识和物质的认识论关系，和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命题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唯物史观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关系问题被带到了这个翻译问题之中。
所以，这个翻译问题带出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构成有关的问题，它不是翻译技术上“不存在没有误译的翻译”这一由于疏忽而造成的错误的说法就能解释的。
的确，这里的解释把认识论的意义加入其中，从文脉来考虑的话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这仅从后半部分“人类的存在，是他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来看，也能明白这里说的是意识被生活决定。问题所在的前半部分，真的是为了指出德语的意识（Bewuβtesein）一词中包含存在（Sein）而使用的“双关语”吗？关于这一点，战前暂且不论，最近已经没有异议了。无论如何，以意识形态批判为目的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个地方用之后展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解释被认为是不合理的。[11]
如果说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寻求认识论的命题不合理的话，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识论到底是什么呢？所谓的生活决定意识又是指的什么？另外，其中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出现的呢？特别是在与近代社会的联系中意识为什么颠倒了？近代的意识形态是在和近代怎样的生活的关联中产生的？接下来，笔者想从不同于翻译问题的视角，对上述问题，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识把握的特征，以及基于这种意识认识的意识的颠倒结构进行探讨。
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意识论
对生活决定意识的认识，并非开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已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意识是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对象的观点，“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2]。“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13]
这里笔者首先想指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被作为人的“类特性”来认识的。其次，这种“类特性”存在于生命活动的形式之中。
第一，人在活动之前，能首先在头脑里构思活动的目的，接着按照这个目的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自觉的活动就是遵循自己的目的的活动。所以人才有可能是自由的。例如，海狸、蜜蜂等动物也生产，但它们只生产肉体直接需要的东西。而人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可以自由地生产。这里存在意识的目的性。第二，人意识到活动的对象时，不仅仅意识到眼前的个别的对象，而且能够意识到这个对象的类。所以我们说，人也可以意识自身的类。第三，人能意识到自己是什么，此时的意识是自我意识。并且，这种意识是作为人的类特性存在于生命活动之中的。
综上所述，意识是人与动物的不同点之一。动物和人都是在与自己周围的自然、环境（如果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语言来形容，就是“非有机的身体”）的相互关系中生存，这种关系对于生存来说是必然的、不可欠缺的。说得更为直接一点的话，生存就是与这种关系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