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过去，由于受斯大林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往往表现出两种极端的倾向，即遵从类似于“教科书体系”的教条主义倾向和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人道主义倾向，随着1956年斯大林批判的开始以及马克思手稿类著作的出版，日本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开始纠正这两种倾向，摆脱苏联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就像前些年我国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那样，一大批日本学者相信，马克思主义中没有什么“苏联权威”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权威”，如果有什么“权威”的话，那只能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正是出于这种信仰，他们开始寻找马克思的手稿，试图从第一手文献去研究马克思，按照马克思的本来面貌去重构马克思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终于出现了大量原创性成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以内田义彦、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为代表的“市民社会论”和以广松涉为代表的“物象化论”。
第二，与这一突破相关，他们还提出了一个与如何认识马克思的“整体像”相关的“卡尔·马克思问题”。我们知道，究竟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以及如何评价这“两个”马克思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焦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往往从人道主义角度解读《手稿》，甚至解读整个马克思主义，认为早期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的思想高峰。与此相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则强调晚期《资本论》的科学精神，将《手稿》视为马克思不成熟的思想，而将《资本论》视为马克思思想成熟的标志。结果，在马克思思想史上就出现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的马克思”以及“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之间的双重对立。这些对立的背后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不同理解，如果用日本学者的习惯说法，就是对马克思的“整体像”、“原像”的不同认识。
那么，该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一双重对立？由此出发，又该如何把握马克思的“整体像”和“原像”？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泰斗内田义彦曾称这一课题为“卡尔·马克思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实际上成为60年代中叶以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正是在这一主旋律下才诞生了广松涉的“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图式和望月的“异化和分工的历史理论”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卡尔·马克思问题”是6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直接原因。
由于实现了这两大理论突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宇野经济学”、“大冢史学”、“望月史学”、“《现代的理论》学派”、“市民社会派”等各种学派林立；围绕《巴黎手稿》的“早期马克思论争”、围绕《资本家生产以前各种形式》（简称《各种形式》）的“共同体论争” 和 “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1]、围绕《大纲》的“中期马克思论争”[2]和“第二循环的结束问题”，以及围绕法语版《资本论》的“个体所有制”论争等，可谓精彩纷呈；此外，还出现了“黑格尔左派和早期马克思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史像理论”[3]等焦点问题。整个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一时间，在日本的大学里做经济学的大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历史学的大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情况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一跃成为日本学界的主流话语。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日本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支有别于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兴力量终于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