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完成了人类观的转换吗？的确，到这之前为止他一直都是通过类这个概念来认识人的，而到了这里却批判这个概念。看起来就像是马克思因为施蒂纳指名批判了类的存在论，所以他也顺应了这一潮流。但是，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类存在论的论据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己的类存在论并不是一致的。这个论据指出，因为费尔巴哈没有认识到人的主体性的感性活动的意义，所以没有抓住由此形成的各种现实的社会关系，即使它使人的活动异化也无法批判这一异化。这个论据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针对黑格尔的批判中间接地使用过了。
所以，第一，马克思的主要变化不在于自我批判，而在于为了将自己的类的存在论和费尔巴哈的区别开，将费尔巴哈批判主题化这一点。那么，由此一来马克思的人类观获得了怎样的发展呢？可以说，在人的理解问题上，马克思从人的本质中找出了异化的产生根据，这是他在人类观上的进步。也就是说，人的自我实现活动也生产自己的活动条件，并且发展自己的活动素养。但是，分工使得这些活动条件转变成了桎梏，现在只有变革这些条件才有可能获得充分的自我实现。马克思对人类形成的理解达到了这样一个辩证的高度。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在分工的条件下人的生产力和交往形态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历史观的确立。
第二，施蒂纳的类的存在论批判，使得马克思通过几个论点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人类观。即，马克思从变革现实的立场出发，将施蒂纳的理想主义批判取而代之以意识形态批判，所有概念代之以唯物主义的自由概念，特有性概念代之以个性概念。正是在这里，类的存在理念作为全盘交往下的整体的人的理念，在唯物主义的个性陶冶的自由中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并没有批判自己的类的存在论，并转换自己的人类观。不仅如此，他通过回答自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草稿末尾提出的异化如何产生这一难题，飞跃性地发展了他的人类观，并确立了自己的历史观。当然，要完全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进一步的研究”[1]，但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对施蒂纳批判的反击，从上述两点为马克思基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
尾崎恭一
[1] 细谷昂，前揭书，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