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决心归国的理由，有些是独自冷静思索的果实，有些是和朋友们谈话和通信所得的结论……让我先从大处说起。现在的世界很明显地分两个营垒：一个是为大众谋福利的，另一个是专为少数的统治阶级打算利益的。前面是站在正义方面，有真理根据的；后者是充满着矛盾的。一面是与被压迫民族为朋友的，另一面是把所谓“文明”建筑在不幸者身上的。所以凡是世界上的公民都应该有所抉择：为人类的幸福，应当抉择在真理的光明的一面，应当选择在为多数人利益的一面。
也许有人要说，他们的社会有“明煮”和“自由”，这是我们应当爱好的。但我们说诸位，不要被字面迷惑了在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谈明煮，是自欺欺人；谈自由，是自找枷锁。人类的真自由、真明煮，仅可能在真正平等中得之；没有平等的社会的所谓“自由”、“明煮”，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中国在迅速进步着。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归去来兮！
……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
在钱先生和蒋英女士看来，这是华罗庚先生的心声，更是所有爱国的留美科学家的心声。
也许华先生已经和联系官接触过了，才会动作这般迅速。当时钱先生就觉得，自己要加紧行动了。
同为加州理工大学的赵忠尧教授已经对钱先生表示，他过完春节就回国。据他所说，国内的联系官向他透露，什么仪器都不要带，国内全都有，包括静电加速器！
这让原本打算带一套静电加速器核心部件回国的赵先生非常吃惊，他立即停下了手头的收集工作，决定只带书籍和资料回国，万一这些也要被查扣，那就干脆什么都不带，也要回到祖国。
钱先生听完这个年轻人刚刚报告的消息，心里一下子急了起来。现在他觉得，自己也应该如此，赶紧回国！
钱先生去年圣诞节前收到来自国内的居住在浦海的父亲的来信。这是一封很长的来信，信里用了很大的篇幅告诉他上海解放的情况和解放后的巨大变化。
父亲告诉他，中国人民解方军是一支神勇之师。原来，常凯申要汤恩伯固守一年，汤恩伯也夸下海口，说他的现代化防御工事，是解放军的火力无法攻破的铜墙铁壁。结果，解放军只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把大上海给解放了。
父亲告诉他，解放军是一支正义之师。他们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入城后，不打扰市民，竟夜宿街头。上海的百姓没有不竖起大拇指夸赞的。
父亲还告诉他，国民党溃退时扬言，就是上海落在[他妈的]手里，他们也管理不了大上海。还说，[他妈的]可以站着进来，但是肯定要爬着出去……现在时间过去半年多了，大上海的秩序良好，失业的有了工作，物价也平稳下来，社会治安非常之好。父亲在信中还特别告诉他，如今，在上海，已不再有外国人侮辱中国人的事，上海的面貌大改变，整个中国的面貌也在大改变。
父亲在信的后部嘱咐他，接到这封信后，应及早回归故里，以便把他的特殊才能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国家，他写道：
为父之见，生命仰有根系，犹如树木，离不开养育它的一方水土。唯有扎根于其中，方能盛荣而不衰败。
儿生命之根，当是养育汝之祖国。“叶落归根”，是报效养育之恩的典喻，望儿三思。
父亲在来信的最后，告诉钱先生：
“近曰自觉胃病益加沉重。医生敦促，需做第二次手术。为父担心就此不起，愿早曰见儿一面。”
“蒋英，看来我们的动作太慢了，必须立刻走！”钱学森判断了一下形势，果断的下了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