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构的坚固程度。从历史上来看，传统社会的结构首当其冲地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67]马克思指出，在印度和中国，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这种解体作用仍然相当有限，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形成了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而且村社成为这两个国家的原始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便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而且，他们用自己的商业来对这种生产方式发生革命的影响，即通过他们商品的低廉价格来消灭当地的纺织业，这使得公社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就是在这里，对他们来讲，这种解体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至于“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68]。由于没有政权的帮助，加之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因而中国对外国的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地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如果说印度、中国的情况是这样，那么俄国也基本如此，“同英国的商业相反，俄国的商业则没有触动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69]。
2.劳动方式变化的程度。社会结构的坚固程度实际上取决于劳动方式的变化程度。劳动方式越是保持旧的传统，原有的社会结构就越是牢固。即使可以人为地改变、调整某些方面的结构或关系，但终因缺乏牢固的基础而不得不退回到原有的结构形式上来。最终的逻辑是：社会结构形式的选择只能依照劳动方式发展的客观尺度来进行。如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制形式的分析就始终贯彻着这一指导原则。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出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相分离，一个是人身自由。而在手工劳动方式盛行的条件下，这两个条件均无从获得。一方面，行会组织严格限制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商人可以购买任何商品，但是不能购买作为商品的劳动”；“行会师傅只能在他本人是师傅的那个手工业中雇用帮工”。另一方面，在行会中，“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还是互相结合的，就象蜗牛和它的甲壳互相结合一样，……也就是说，生产资料还没有独立化为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70]。正因为行会组织限制了这两个条件的产生，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早已萌芽，但终归没有获得快速发展。只是到了以商品生产和分工协作为特点的现代生产方式出现之后，即机器生产方式出现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最后获得了自身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并以加速度的发展统治了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获得统治地位后，与它并存的那些残存的所有制形式究竟还能延续多长时间，这也只能看与这些所有制形式相适应的劳动方式能够存在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