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自然又涉及现代化过程中的“创造”与“适应”。按照一般划分，“创造”形态的现代化来自社会的内部，是一种“内发的力量”造成的；“适应”形态的现代化则来自社会的外部，是一种“外发的压力”促成的。就总体来看，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大多属于“创造”形态，即由“内发的力量”自然长成的；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大多属于“适应”形态，即由“外发的压力”所推动的，有些国家甚至是被外国的武力所胁迫的。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纯粹的“创造”或者“适应”，其发展都或多或少需要借用某种外部的力量，吸纳某些社会的文化成果，而这种借用或吸纳的行为并不只是一种简单地适应，而实际上是一种重新创造，因为在借用和吸纳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一种选择。事实表明，某种文化的传播与扩散从来不像水往低处流那样简单、自然，它往往受到异质文化的一定阻碍与抗拒，最后的结果是被选择性地接收和吸纳。人们常说，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大熔炉，美国的文化也是各种文化的大融合。其实，美国的文化固然开放性、兼容性强一些，但也不是各种外来文化的大杂烩，而是这些文化的一种选择性地结合。比如，到现在为止，尽管美国人是那样迷醉于刺激性的运动，但它却拒绝接受邻国墨西哥的“斗牛”，因为美国的“文化”拒绝对生物采取残酷的行为。而日本虽然倾心于“西化”，但日本也只在技术方面热切地西化，其他文化的特质则仍然保持相当多的日本的或东方的色彩。所以，在文化的发展中，绝对不能进行什么完全的“摹仿”。所谓“全盘西化”论，不仅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难以站得住脚的。它在理论上的一个致命弱点，就在于抹杀了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区别，把西方文化看作是一个可以不考虑各国国情与文化背景的普遍适用的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是没有推行过这种模式，但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有的国家不是在经济上沦为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就是在政治、文化上受制于人，其发展道路是非常坎坷的。正因如此，才有各种激进主义发展理论的提出。
无论把现代化作为一种“选择的变迁”也好，还是作为“创造”与“适应”的有机结合也好，实质上都突出了社会的消化、吸收能力。现代化的“内生发展”与社会消化、吸收能力的增强是一致的。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文化的传播、交流以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拒斥外来文化，就等于拒斥现代化。问题是，如何在文化的交流与冲突过程中，既能使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致被吞噬，又能把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吸收进来为我所用。这里关键是要强化自己文化的消化吸收机制。
消化吸收机制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西方早期现代化过程的一些国家的具体演变中也可以得到明证。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们经常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葡萄牙和西班牙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称雄一时的强国，可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领头羊？对此，许多学者都做了不同的解释，其中“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是颇为独特的。该理论认为，在1540—1640年，大致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世界制度，这个制度的发展是随着内部的分化进行的：积累起来的资本用于充分、合理地经营中心地区的农业生产，通过不公平的利润分配造成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差别。1640年这个新制度的中心就在英国、荷兰和法国北部地区。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心地区才有可能靠牺牲其他两个地区的利益来发展自己的农业，发展近代城市和工场手工业。不容否认，对外掠夺确实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但仅有对外掠夺而没有本国内部消化吸收能力的增强以及经济上一定程度的发展，最终很难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实际上，英国之所以能够后来崛起，首先在于英国形成了“合理性”的经济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经济的发展不是以消费、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标，而是以自我增值为目标。这种经济模式反映了在如何使用剩余产品以及掠夺来的产品问题上指导思想的变革，即从把这些产品用于提高消费水平，用于政治、军事、宗教等目的，到用于纯经济功能，再到为了扩大再生产而进行投资。这样的价值取向非常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的快速发展。另外，英国对外掠夺来的资金能够用来发展经营性农业，也在于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内部机制已经形成，否则，这些资金必然会遭受像在葡萄牙和西班牙那样被挥霍的命运。总之，英国的起飞是与它的内在消化吸收能力（既表现在文化上，又表现在经济上）分不开的。
中国要成功地开创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路，既不能搞盲目的排外，也不能搞盲目的引进，而应当注重“内生的发展”。内生的发展关键是要在开放的同时注意增强自身的消化吸收能力，使外源的因素真正变成自身机体的因素。就实际情况而言，增强这种消化吸收能力对于坚持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国的特色决不等于彻底地兼收并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创，与根据自身的文化价值来发展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