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丁玲和小怡就找来报纸，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我的消息，丁玲大为不满，就想给李队长打电话，问他昨天有没有说过啊。
这种事是要趁热铁的，再过几天，同学们都忘了我的事迹，那时再上报效果就要打折扣了。
我劝住她，说可能是在晚报上登吧，丁玲想想也有可能，这才放下手机没打。
我心里倒暗松了一口气，我还真怕报上登了我的事迹呢，我的脸皮还不够厚，一定会脸红的。
上午上第二节课的时候，教室里的广播叫我和小怡去教导处，现在的学校都搞什么现代化教育，每个教室都装了闭路电视和广播系统，有什么事在广播里说一下就可以了，除了重大节目，如开学什么的，一般都不用再开什么全校师生大会了。
装这东西，还不是从我们学生头上收的钱，光是我一个可就交了8万块的“赞助费”呢。
我和小怡不知道有什么事，心里还真是没有底，该不会是我们偷尝禁果的事被学知道了吧。
再想这也不可能啊，这是多么隐密的事啊，除了我们当事人之外，也就是姐姐和章敏她们几个知道，而她们是绝不可能说出去的。
到了教导处门口，见柳若兰也在，心头又是一惊，但见她笑咪咪的，看来应该不是什么坏事吧。
进了房间，我的心头之石才完全放了下来，里面坐着小丽的妈妈，也就是前天我从江里救上来的那个中年妇女，旁边还有三个人，一个拿着话筒，一个身边放着摄像机，另一个则是拿着采访机。
看来是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来采访我的事迹了，想不到李队的动作还真快啊。
丁玲也在呢，坐在那个拿笔的记者身边说着话，看来她们认识，可能就是李队的妻子吧。
丁玲见我进来，抬头看了我一眼，嘴角笑咪咪的，显得很是高兴。
地中海见了我，也是难得地高兴，我这也算是为学校争得了荣誉，他在年终总结的时候也有东西可写了。
采访的内容可想而知，自然是先采访小丽的妈妈为了什么跳江，然后又问我救人前和救人后有没有想到过什么。
我前天把人救上来之后就已有报社记者采访过一回了，现在虽然还是有些紧张，但比前天手足无措、语无伦次的样子可就好多了，应对得也还算流畅。
我自然不会脸皮厚到说自然当时想到了雷锋什么的，还是真实地说了我的一些想法，并提出了我的一些疑问：当时桥上有那么多人，为什么就没人跳下去救人的，反倒要我一个未成年的中学生下水救人，难道救死扶伤、扶弱济贫的传统美德已消失了吗；国家对救助者是不是应该有所鼓励和支持，我这次是没事，如果我因为救人受了伤，甚至不幸遇难了，我是不是也应该得到国家的补助。
在报上，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因为救助他人或国家的生命财产不受伤害，自己反倒受到了生命财产的损失，因为国家没有完善救助体系，让英雄在流血流汗之后还要流泪的。
几位记者们没想到我一个中学生的思想居然这么成熟，显得这么老成，一时倒也难以回答。
当然，这些东西我也并不指望他们能回答我的，报上电视上对这些现象也经常在讨论的，也并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我也只不过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精神上能轻松一下，也算是一种情感上的宣泄吧。
小丽的妈妈自然是对我们三个赞不绝口，我救了她，就等于是救了她和女儿和她的全家，是她家的大恩人，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的大恩大德的。
我不仅救了她，还把学校发的奖金和身上带的钱也都给了她，我们都是学生，也是不容易的，昨天下午，我还让姐姐给小丽送去了一万五，说是给小丽看病用的，我们一家都是大好人啊。
小丽妈妈说着说着就动了感情，泣不成声，害得我们也都跟着眼红红的。
我昨天是让小怡取了一万给姐姐的，一定是姐姐另加了五千。
姐姐和我一样，自己经历过丧亲之痛，是最看不得别人生离死别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