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张大人命令黎元洪北上剿灭“严陈匪患”，黎元洪更是感到了一种不安的感觉，他很后悔自己当时为何不趁早跑回武汉装病。如果那时候跑回武汉装病，黎元洪身为夺回安庆与池州的功臣，无论以后事情怎么发展，他都能得到好处。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北京也好，武汉也好，多少人的眼睛都看着自己。在这等眼瞅着只要成功就能获得名望地位的时候，官场上从来都是拆台的多帮忙的少。
上上下下的人都在催促黎元洪赶紧进兵，武器弹药的补给却基本没有。这么一件小事就足以说明，已经开始有人给黎元洪下绊子了。而且这些人用的借口倒也很名正言顺，黎元洪打安庆没有耗费太多的弹药，现在带出来的弹药还足够能支持。黎元洪又不是什么三岁的娃娃，他很清楚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黎元洪的确不缺乏弹药，但是后方哪怕是象征性的运来一船弹药，也能说明后头那些人的态度。他们比黎元洪还注重补给的数量的做法，就说明有人开始使坏了。
但是黎元洪现在连临阵装病的机会都没有了，朝廷里头有张大人，后头有一堆“急切期盼胜利”的文武官员，装病这点子小技俩根本瞒不过他们。所以在张大人亲自发电敦促黎元洪进兵之后，黎元洪也只好出兵了。
怀着极度的无奈，黎元洪一面继续擦着汗，一面对同在船上汗流浃背的参谋们问道：“探马们的消息如何？”
“除了岳王会的余党驻扎在合肥城外，合肥城内还是没有多少人民党的人。”参谋们立刻兴奋的答道。
人民党好像根本不在乎合肥的得失，除了岳王会的残部在合肥附近驻扎之外，城内根本没有多少匪众。湖北新军现在的兵力绝对可以轻取合肥城。这次出兵走的是水路，大批官船民船组成的船队运载了近五千湖北新军。船队从长江进入巢湖，然后将沿着淝河进攻合肥。
虽然无法打探到人民党根据地的确切消息，湖北新军参谋部都认为，趁着合肥城兵力空虚的时候，一举夺下合肥。那时候匪众不管有什么把戏，只要咱们占据着合肥城，匪众都会束手无策。这种作战计划已经是这时代的普遍常规作战方法，黎元洪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心里头不管有什么不安，他也认为这些麻烦只是拿下合肥之后才会遇到，以湖北新军水军与陆军的兵力和装备，人民党绝对不可能挡住湖北新军。
与参谋们想的不同，黎元洪内心里头已经决定，拿下合肥之后就先按兵不动。等把人民党的地盘虚实弄明白再说。有夺回合肥的军功，黎元洪不管怎么停顿，别人也无话可说。
湖北新军长长的船队行驶在水面上，先头的船只已经进入巢湖。巢湖位于安徽省中部，濒临长江，又称焦湖，是安徽省内最大的湖泊。巢湖水系发达，自古就号称“三百六十汊”，南淝河古称施水，源于江淮分水岭大潜山余脉长岗（地面高程72米）南麓。东南流向，至夏大郢进入董铺水库，于大杨店南出库后，穿亳州路桥，经合肥市区左纳四里河、板桥河来水，穿屯溪路桥至和尚口左纳二十埠河来水，至三汊河左纳店埠河来水，折西南流，于施口注入巢湖，全长70公里。
而湖北新军的最终目标安徽，古称庐州，位于安徽中部，长江淮河之间、巢湖之滨，素有“江南之首，中原之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通过南淝河通江达海，具有承东启西、接连中原、贯通南北的重要区位优势，合肥因东淝河与南淝河在此汇合而得名（一说因古时庐州由合州改名而得名），素以“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三国旧地、包拯故里”闻名于世。合肥之名，最早出现在家、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合淝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合肥城址屡有变迁。《太平寰宇记》记载：汉代合肥县城“在今县（城）北”，位于今四里河附近，面积很小。东汉末年，战乱不息，旧城废弃。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扬州刺史刘馥单骑赴任，重建合肥市。三国时期，合肥是军事重镇，被曹操看中，东吴为争夺合肥发动十余次战役，诞生了着名的逍遥津大战。魏青龙元年（233年），魏将满宠在旧城西鸡鸣山麓另筑“合肥新城”，以与旧城相犄角。西晋统一后，废三国时所筑新城，迁回旧址。合肥旧城，地势低洼，南北朝时梁将韦睿因此堰水攻破合肥。
历史上着名的淝水之战就在这附近爆发，黎元洪并没有想到这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战争，他只是关心南淝河现在能否让湖北水军的战船自由通过。作为先导的小船已经开始测量水深，整个船队的速度也降了下来。没有人注意到，每过两个小时就有一只鸽子从沿岸的隐蔽处飞起，孤零零向着北边的天空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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